回到学校没两个星期，又月考了。由于前一段时间状态很糟糕，这回考试也考得一点感觉都没有。好说不上，坏又不知道能坏到哪里。考完晚上英语成绩就出来了，一般般而已。第二天三四节课，数学老师拿着一厚叠卷子叫人往下发。我一看，知道是这次月考的卷子，心里就有点忐忑，一百分上不了，九十分应该没有问题吧？我自己安慰我自己。我觉得拿个九十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可是，当拿着一叠卷子的秦人走到我面前，以他那副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的滑稽神情看着我的时候，我知道事情坏了。
“有没有搞错啊？稻米，你不是把卷子搞错了吧？”
听到他这句话，我手直抖，接过卷子，看到一个可以令我晕死过去的分数：76分。
我突然感到好虚弱，整个身心一个劲地不自觉地往下坠，像掏空的口袋，嗖的一声耷拉在地。我不知不觉地趴在了桌上，我用力支撑着头，好使它尽力耷拉着，而不至于萎靡下去，如女生一样伏在胳臂里哭泣。
我不能这样，因为我是男生，尽管我特别想哭，我的眼泪已经一次次地漫上来，在快要和我垂到眼际的头发亲密接触时，又被我强行压迫回去，我不能让眼泪在这个时候奔流出来，旁边都是同学，更多的是女同学，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脆弱和无助。
我只是叠起卷子，放一本书在桌面，手里攥着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苦熬。只要一熬到下课，我就能解脱了。我不能再呆在这里，我不能再这样没有效率地待下去，我需要休息，我真的好疲惫，我的头好疼，好沉重，我好想好好睡一觉，我好想回家，我好想见爸爸妈妈，我好想找个人说说话，诉诉我的忧愁和无奈……
我没有熬到放学，第三节课下后，就匆匆去了班主任那里，跟他说明了情况，开始他不肯，后来看到我似要哭出来，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无限期的长假，我终于争取到了。
然后我去了校外的话吧，跟父亲打电话。说我要回家休息，我的状态很糟糕，睡不着觉，头又昏昏沉沉。还没说完，我的声音就哽咽得说不话来。妈妈接过了电话，问：“明子，怎么了？”
回答她的是一声长长的悲嚎。我在电话里哇的一声哭出来。
我赶紧挂了电话，泪流满面地去吧台交话费，收费的中年妇女对我投来惊讶又怜惜的一瞥。
我回到住的地方，检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带上随身听和几盘歌带，头也不回地跳上了去市里的汽车。
汽车在原野上驶过，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庄稼。我呆呆地望着窗外，无有意识地数着在眼前一晃而过的树。我要数清有多少棵树，数得清这树，就能数得清我的未来似的，我这样下意识地暗示着自己。
所以我在一边听着歌的同时，一边痴痴呆呆地嘴里念叨着窗外的树，碧绿而参天的树，江南小城之间的树。可是每每数了百来棵的时候，就分不清有多少了，只要有一棵树不能为我所确定，我的眼光必会久久地停驻在那棵身份模糊的树上，而这样眼前一晃而过的树又数不清了，烦躁的我只好重新开始，重新选择一棵树来做起点。
就像我现在的状态，身份介于模糊与清晰之间，在走了一段路后，因为疲惫和压力又找不到自己的方位，不知道怎样走，只好重新调整，选择一个可以认知的起点，重新来数自己人生的树。我有一点觉悟了。
售票员过来收钱，我掏出五块钱递给她，她接了钱却又给了张表我，示意我填清楚姓名和家庭地址。我问为什么要填，她说政府规定的，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懂了，她们是怕我有发热的状况，或者这车上其他的人有发热的状况，如果一下车得到确定，他们就可以按表格“追捕”每一个乘车的人。非常时期，非常对待。
我记起了前几天，在学校里吐了口痰被抓去罚了十块钱的事。没想到第二天我又明知故犯，随手丢了一个塑料袋，被眼尖的学生抓住，又被叫去了警卫室。我急得直跺脚，说你再罚我十块钱，我可就没饭吃了。那壮壮的保安见我一脸苦相，挥挥手放了我。我到现在还感激他。
到了车站，我突然想理个发，于是我在车站附近转悠，找着了个理发店，去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理了。然后乘车去了石码头的姑姑家。
开始我是想回燕窝的，但是回去还要乘三个小时的车，况且现在正是农忙时候，回去小姑也没多少时间照顾我。何况这样回去肯定要遭村里人非议，徒增烦恼。
于是决定去二姑家。上车前给二姑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二姑热情相邀。尽管我知道她跟姑父的感情不合，但遇到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去叨扰人家。
去时，姑父并不在，二姑一个人在家。对于我的状况，二姑并没有作过多的询问，只是让我安心静养。知道我还没吃饭，特意弄了几个菜我吃饭。吃完饭，我躺了一会，但是睡不着，就跟二姑打了招呼，说去堤上走走。二姑叮嘱我早一点回来吃夜饭，再就是注意路滑。
“前两天下过雨，路上都湿漉漉的。”她说。
天阴阴的，但雨水洗濯过的空气特别清新明朗。我穿着拖鞋踩踏在泥泞的小道上，心镜稍稍熨贴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