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么？”李延龄估计，张若余可能会以为他要用沉默代替回答。然后忽然不知怎么，他在这一瞬间就是不想遂了她的愿，于是吐出来一句这么敷衍的问句。
“做爱。”
这一句李延龄预料到了。张若余已经单方面与他坦诚相待了，只是他还没找到方法从自己的壳儿里出来。但是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要做一些改变，他设想在数天之前，在原来那个基地里，自己是拒绝了张若余。
“好吧，如果能找到的话。”于是他做出了改变，希望在死前能敲碎自己的壳儿。要说的话，这也算是高效了——短短几天之内就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
张若余有点小小的吃惊，想必是没料到他会这么回答。
“怎么，现在你不提一下你那虚无主义了吗？”张若余的口气里带着点讥讽。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反驳。”他词穷了。
一阵沉默。
李延龄想说些什么，可是大脑一片空白。
他忽然发现，面对张若余他几乎没什么能说的。这是正常的，他认识张若余的时间可以以天计，他当然不甚了解张若余了。他几乎没法说出张若余的任何事情——像是她的喜好、她的口癖，以及种种。
如果在此时此刻，张若余也忽然死了，或者忽然消失，那会怎么样呢？他猜想自己可能依旧不会有什么触动，因为他对张若余的了解就跟任何一个在新闻报道或者什么八卦上看的人物一样，大约只知道个名字。可能至多，他还知道张若余的父亲是个工程师，但也没有任何意义。
他又想到，有时候别人（特指父母）会说他们多么多么了解自己，这时候他大概率会反驳道：“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跟自己待在一块儿，我都不说了解自己，你怎么了解我？”通常这只是一种夸张，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总归是要超过陌生人的。不过现在这种夸张似乎开始失效了。当他猛地想要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发现，短时间内想不起来任何事情。然后，如同砂糖在水里慢慢溶解一般，他开始记起一些片段，没有时间顺序，杂乱的片段涌入他的脑海。单从片段来看，就跟任何同龄人一样，毫无特色的童年。
有一部影史著名的电影叫《公民凯恩》，不说它对业界发展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至少它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长跟童年以及原生家庭有相当大的关系，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弥补童年的缺憾。他只是有些不明白，这么普通的童年跟家庭，为什么如今能把他变成这副模样。
好吧，思考的时间太长了。
二人终于决心认真赶路，于是不再低头看地面，抬头看向四周。不知因何原因，天气——如果还能称作是天气的话——变得更加阴暗混沌了，难以直接通过明暗辨别时间。
这可并不是什么好的信号。赶路过程中他们一度把末日当成了错觉，就好像总是有机会逃过一劫一样，不过王高兴的惨死跟现在这天气晦明的变化总是在提醒他们：时间不多了。
李延龄不禁回想起脱离童年之后，他中学时期的一些美好时光。
“你是哪里人？”他忽然没由头地问出这么一句。他想到，要达成自己的目标，他至少得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于是他需要跟张若余交流。
“湖南人。问这个干嘛？”
“只是好奇。你之前是哪个中学的？”
“湖南一中的。说真的，你在问什么？”
“就是，随便问问。”实际他不是随便问问，只是他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推进话题。
“你知道你聊天像什么吗？”张若余反问他。语气中夹杂着不快。
“像查户口的。”李延龄打断她的自问自答。他当然知道自己的社交技能很烂，但烂总好过没有。
“……”
于是很自然，又一次陷入沉默。这不是第一次了，只是这一次李延龄格外不适应。很显然，他有“任务”在身，却不能完成。因为他破烂儿一样的沟通技巧以及“任务对象”的不配合。
之所以会问到什么中学，只是因为他想到自己那些快乐的时光，想要尝试跟张若余分享，只不过这目的未免太牵强，切入点也未免太生硬。
毫无疑问，李延龄在学习层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此在中学阶段他在除社交外的任何方面都还算吃得开。他想到自己如何拓展兴趣爱好，想到自己对于电影、文学与音乐近乎于痴迷的热爱，可他却想不到如何能在不引起张若余反感的前提下分享给她。他想不到张若余在想些什么。
他于是为自己辩解：我从小到大从未交到过一个知己（鉴于自己曾极尽讽刺之能事，无人交好），因此没法理解别人的想法是很正常的。
真的从未交到过一个知己吗？李延龄忽然怀疑起来，他想到一个人选——那个法国人。
在这种长时间思考的最后的最后，他总算想到了刚刚才死了的，“那个法国人”。
说知己，又谈不上，他能用手指数过来彼此认识的天数。但是就像张若余说的，至少是一个朋友。说到法国人，可能最常见的名字：皮埃尔、费迪南、阿德里安、康斯坦丁、让、米歇尔……也许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