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同人中,谈政治比胡适更坚决的是罗隆基。他和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并肩作战,甚至炮火更为猛烈。
素有“江西才子”之称的罗隆基出身于清华,他一贯对政治抱有热情,五四时期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其“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人所津津乐道。罗隆基1921年去美英留学攻读政治学,1928年秋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刚过而立之年的罗隆基回来后积极参与《新月》活动,并成为中心人物之一。
从《新月》的第3卷第2号,罗隆基接管《新月》后,对政治的热情更高了。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十分欣赏,以此标准衡量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处处不入法眼。一方面他大量介绍英美政治学理论,一方面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在《新月》发表《论人权》,从不同角度全面阐述人权观。他分别从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和人权时间性与空间性分别进行论述,文章最后还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列出三十五条意见,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时至今日,读这个宣言仍不免让人荡气回肠。
罗隆基不像胡适把矛头对准孙中山,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阐发孙中山思想形式做文章。他在《新月》上对国民党的批评更为猛烈,例如第2卷第8号中,罗隆基一针见血地说:“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榜样。天天要小老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从而把国民党政权的虚伪,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之下。
罗隆基陆续在《新月》上发表了《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他还利用蒋介石于1929年岁末通电全国征求对国事意见之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这些文章都是与党国关于人权、约法.论争中的重磅炮弹,这使他一次次触摸舆论的底线。
一连串文字激起惊涛骇浪,使得罗隆基名声大噪,在学生间口碑载道,他的课骤增了不少旁听生。
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的罗隆基从办公室内,毫无准备地被逮进公安局。后来在张群活动下,他旋即被保释出来。
有惊无险的罗隆基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却立即写了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发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表达对对党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权的控诉。
罗隆基领衔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谓不集中不猛烈,还直接将矛头对准蒋介石政权。
针对罗隆基的一系列越轨言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为由,要求学校解除其教职。
尽管罗隆基的事主要是他自己惹下的,并不是受胡适牵连,但胡适还是仗义出手,把全力斡旋他的事做为了自己的责任。先是致函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声言罗隆基所作文字,并无“恶意”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对舆论界贡献在于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党部与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书面驳辩,或通过法律干涉。
陈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适到南京一谈,谈出一个初步的共识来。
于是便有了胡适1月18日信中的,‘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或许,胡适清楚,在国民党的那个专制政权下,陈布雷就是想帮忙也未必有力量,便将《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
前面提到过,胡适对蒋介石还是有一些好感的,也寄希望于此人。只是,最终的结果,罗隆基的事终于无可挽回,罗只好以译文卖稿为生。
所谓无心栽柳柳成荫,胡适送蒋先生的杂志还是没有白送。因为1931年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也就是说,这年10月,胡适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真的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在蒋氏的那一面,对胡适是相当的器重了。因此,有说,这便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又迅即北上。
但是,对此,相关方面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录:1932年11月28日,前一天他应王世杰邀请,来武汉大学讲学。蒋介石此时也在武汉。28日上午参观了武大后,“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按胡适日记的说法,他第一次见蒋,时间是一年多以后,地点是武汉而不是南京。
这么大的事,胡适的日记是不会记错的。而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理由,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