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为世人留下很多的名言名句,他的《四十自述》,在其中所占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可圈可点,让人感动。这里,不妨抄录几则。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容忍哪里是什么禀赋,不过是重重磨难而无能为力,又有着一个遥远的信念,为了这个遥远的信念,做了不肯舍弃的舍弃,不愿坚持的坚持。我明白了,该歌颂的不是‘容忍’这所谓的美德,而是‘容忍’背后那遥远的信念。”
“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一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远感谢他们,纪念他们。”
“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一个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所以达柯塔的务农者,加利芳尼亚的种果者,以及千百万别的粮食供给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就是他所想的东西,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苏格拉底(Soc
ates)、柏拉图(Plato)、孔子以至于他本区交汇的牧师和抚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也就是他所享乐的东西,所以无数美术家和以技取悦的人,无论现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无名,崇尚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
“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
“梁先生(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
前边提到过,1930年11月底,胡适离沪北上的几个原因。应该说,离开上海这个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也是考量之一。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离开了上海,麻烦仍紧跟其后,甚至没等离开,麻烦就找上门了。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适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一切照旧江山如故,在当局看来,这简直是和胡适没有离开不二。于是,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
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言道:“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
从胡适谈人权的那几篇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党部一直在打压胡适上叫嚷的最凶,虽然很闹心很刺耳,但毕竟是见怪不怪了。但是,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发表的题为《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竟把矛头完全指向了胡适。
胡汉民在讲演中说:“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者的赞助和荣宠,或发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胡汉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办《建设》杂志时,他曾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跟胡适讨论过“井田制度”。那时,国民党和胡汉民本人都是风雨飘摇,对胡适是“先生”长“先生”短的书信往还,煞是亲热。十年之后,胡汉民已贵为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的“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