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窥见华中在南洋华社的位置。
其次，晚清以降至民国，中国越来越注重侨务。清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遣洋出国，外派使臣，途径新加坡时都会登岛访问。“而且中国政府对华侨教育问题越来越重视，到南洋视学者不绝于缕”。
在华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蔡元培的学生——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前来南洋视查，并与陈嘉庚先生结缘。华侨中学作为侨校，是中华民国国家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其招生简章明确“一切学科悉照（中国）部章规定为专门教育之预备，限四年毕业。”
蔡元培作为中国杏坛领袖，途径新加坡时访问当时南洋最高学府，也属情理中事。
另外，蔡元培与当时华中的创办团队及校长也多有私谊。蔡元培与陈嘉庚都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与力行者，1920年陈嘉庚拟建厦门大学，特意邀请蔡元培作为创办厦大筹备委员会委员。陈嘉庚返回厦门后，华中继任董事主席林义顺与蔡元培同为国民党元老。
前来迎接蔡元培的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是黄炎培推荐而来，黄炎培与蔡元培既是师生，又是“教育救国”的生死道义之交，而涂开舆则是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与蔡亦有往来。
蔡元培本来性格就“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所以尽管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应邀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谆谆教诲，嘉惠南洋莘莘学子。
蔡元培《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于1920年12月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表在《教育杂志》第13期第1号上。这篇演说词的主要内容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人格教育与女性教育等。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这篇演说词的基轴，《教育杂志》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命名这次演讲。蔡元培之所以以此为演讲主旨，他在演讲开头就予以说明：“在座诸君，大半是学界中人，因此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刚才从中学校来，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这却是职业教育的性质，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
原来，华中1919年3月创校后，先开办普通科；1920年在普通科的基础上又开设商科。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橥“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奠定基石。1917年黄炎培继起，把“实利主义教育”改为“职业教育”，建议在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陈嘉庚也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教育不振则实业不振”的主张。华中校长涂开舆原为南京暨南学校的学监兼教员，经黄炎培推荐前来新加坡，深受黄炎培影响。陈嘉庚主张学校设置学科和教学内容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所有才会在华中开设商科。
身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蔡元培认为兴办“有用之学”必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职业教育作为“有用之学”，既要解决人民生计的问题，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蔡元培在这篇演讲稿中，一方面认为在南洋倡办商科是必须的：“这里（新加坡）有了小学，渐觉中学的不可少。办了普通教育，又觉职业教育的不可少。南洋是富于实业的地方，我们华侨初到这里的，大多数从工事人手以创造家业。不过发大财成大功的，都从商务上得来。商业在南洋，的确很当注意的，这里的中学，就应社会的需要，而先办商科。”
另一方面，他认为南洋仅发展商科是不够的，还应该促进科学发展，推广农业、工业等职业教育。“照现在的社会看来，商务的发达，可算到极点了，以后能否保持现状，或更有所进步，这都不能有把握。万一退步起来，那么，急须从根本上补救。像研究农业和开工厂等，都足为经商的后盾，使商务的基础，十分稳固，便不愁不能发展。故学生中有天性近农近工的，不妨分头去研究，切不可都走一条路。”
此外，蔡元培还认为，职业教育要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先从普通教育抓起。“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像一所房子，内分教室、寝室等，各有用处；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要起盖房子时，必将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星将成，才发现地基不稳，才想设法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在他看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质不同类，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普通教育是打基础的，职业教育是分专业讲技能的。职业训练能够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但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好,使学生日后能够接受专业训练。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在世界教育史上关系复杂，无论华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还是蔡元培提出的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普通教育为基础，都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