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不恶心，这会儿恶心是什么意思？”
“我恶心。”
“要革命的滚回去！不革命的小心狗头！”
“我恶心。”
“你到底是什么阴暗心理？你说，周溪清是不是牛鬼蛇神走资派？”
“她算什么派我弄不懂。我就知道她是人，是个好人……”
“他妈的保皇派，反动透顶！”“女兵”挥起皮带，铜头打到魏锦星脑壳上，发出一声惊动全操场的脆响。我们还来不及从新的惶悚中清醒过来，魏锦星已经被揪到了台上，满脸血污，让人扭住随周大姐一同剪了“阴阳头”成为陪斗的头一名……
当然，他的宿舍立即遭到了查抄，没有抄出其他任何罪证，只抄出来那张大照片，于是，那张大照片很快便被粘到了大字报上，予以“示众”。我在那时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是个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青春焕发的、爽朗地笑着的姑娘。
根据一种“必然”的逻辑，魏锦星被“群众专政小组”挂上了“大流氓、坏分子”的牌子，关进了地下室。
两天以后，“群众专政小组”把魏锦星押出来劳改，给了他一把大笤帚，让他去打扫操场上的公共厕所。
那一天，我作为“走资派重用的红人”，也被派到操场劳改，任务是蹲在操场边上拔草。正当我几乎被暑气弄得晕过去的关口，忽然，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嗥——那声音是我平生从未听见过的，今后也绝不忍再听。我想，倘若把一个人的**扔进油锅，也未必会发出那种惨叫。只有当一个人的灵魂被掷进油锅时，才会有那般的狂啸……
我抬头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啊，原来是魏锦星。他发现了粘在大字报上“示众”的大照片，像头狮子般地扑了过去——当然，他立即被身边的押解者扭住了，于是，两个人扭作一团，不用说，很快就有另外几个“群众专政小组”组员去支持战友，于是，两分钟以后，魏锦星便被踢打着又带回了地下室。
太阳静静地照耀着白晃晃的操场。我受了这个场面的刺激，眼前似乎旋转着一个灼目的万花筒，终于仰面晕倒在操场上……
众所周知，后来学校里又发生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而居然出现的事情。我只想告诉你，有一天，那是在包括我和魏锦星在内的大多数教师终于被进驻的工宣队解放以后，小余忽然很激动地跑来对我说：“嘿，你说顽固不顽固——魏锦星的抽屉里，又有张大照片了，还是原来的模样——肯定是他用旧底片新放大的……”这回，小余没说他是怎么发现的，但是，我相信这是真的。
我本想对小余说：“大照片就大照片吧，这是人家个人的事……”可是终于又咽了回去。小余那时候又渐渐顺利起来。他在红卫兵、工作组、“造反派”、工宣队几朝天下，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三部曲”：先是带头“斗私批修”站过去，接着当一阵“路线斗争”的积极分子；随后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看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很需要小余这样的“标准群众”，也难怪小余对魏锦星这号难以就范的格涩人物不予谅解……
终于到了这一天，“***”垮台了。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本身就是革命，我们每日的教学工作也就是革命活动，这个浅显的道理被肯定以后，我们渐渐地如梦方醒。大家都很高兴，小余可以不必重复再扮演那令他人和自己都腻烦的“三部曲”，魏锦星脸上也出现了难得的笑容。
在整顿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战斗中，魏锦星作为我们教研组的一员，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是1977年春天，有个初三年级的团员，是个头发咋咋呼呼像个刺猬的男孩子。他社会工作很积极，学习成绩却不行，尤其是数学。他先是小考连续不及格，后来爽性作业也不交。小余是他的任课教师，把他找到教研组来谈话，问他为什么不交作业。
那同学自知理亏，只是反复强调：“我不会做啊！”
小余板着面孔下命令：“你坐在这儿给我补出来，补完了再干别的去！”
那同学摊开作业本，看了看题，叹口气说：“太难啦，这题我不会做啊！”
小余气得不行：“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做，哪儿不会你提出来，我给你讲！”
那同学眉毛结成两团疙瘩，吭哧吭哧硬是下不去笔。
我们好几个老师都走过去批评他。
这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他的身旁。只见他俯身拍拍那同学的肩膀，从胸兜中掏出一张写有练习题的卡片，送到那同学眼前，亲切地问：“那么，这样的题你总能做吧？”
那同学接过卡片，看了一下，脸更红了，头也不抬地说：“还是不会。讲这号题的时候，我就听不大懂了……”
小余气得直咬牙，魏锦星却又麻利地从胸兜中掏出另一张习题卡片，递过去问：“那么，这样的题呢？”
那同学接过去，啃了啃钢笔杆，点下头说：“倒能试试，可没准也做不出来。”
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魏锦星竟又从胸兜中掏出第三张习题卡片递了过去，那同学接过一看，松了口气：“这号题我会做。我就是打这以后糊涂起来的！”
魏锦星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