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他的肩膀说：“那就请从这几道题做起吧。”
同学开始做题了，魏锦星从胸兜里掏出剩下的几张卡片，一并送到小余眼前，解释似的说：“学生有时候说不清自己学习上落下了多远，我准备了一叠写着深浅程度不同的习题卡片，能把他们落下的距离测出来。借给你参考吧，请后天还给我。”
说完，不等小余道谢，竟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很佩服魏锦星。但是，也许是物理学上的“惯性作用”作祟吧，背地里大家仍旧认为他是一个怪人。
1978年春天到了，迎春花谢去了满枝黄瓣，蹿出了碧绿的叶片。我多年不住校以后，又重新回到学校，住进了宿舍。因为我和爱人、儿子组成的小家庭离学校太远，而在这个春天里我又有着那么旺盛的工作热情，因此，我决心每周只回家两次，其余的晚上都在宿舍里悉心备课。我回校住了几天以后，才又注意到魏锦星的那间宿舍，依然是素净的白布窗帘，依然是“闲人免进”式的气氛。只是窗外的杨树粗了许多，晚风一过，叶片的摩擦声更响，使人想起流动的涧水，从而进一步联想到逝去的岁月，而生出万千的思绪。
我轻轻走到那株杨树前，伸手摩挲着树皮，仰头望去，星星从叶隙中闪烁出神秘的光芒。我想，这真是一件怪事，十多年来，宇宙中发生过多少巨变。就在我们生活过的这片大地上，曾经席卷过多么惊心动魄的政治飓风，然而这间8平方米的小屋里，却仍旧保持着可以想见的特有状况。
我忽然觉得，魏锦星多么值得怜悯。我们毕竟有了个小家庭，尽管房间很小，生活也艰辛，但有老婆儿子，得享天伦之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可是，当我在树下背着手踱了几步，我又突然想到，也许，从魏锦星的角度看我们，倒是我们更值得他去怜悯。他毕竟敢于在抽屉里保留一张那样的照片，在心灵深处维系一股个人的柔情。而我们，比如说我吧，这些年来连日记也不记了，同亲友通信，也按随时可能被用大字报公布的标准来写，因为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例。我已经习惯于按“安全”而“规范”的方式说话、办事、与人交往；说老实话，我是没有勇气在自己的生活中，保留类似抽屉底上的大照片这种东西的……
陡然，魏锦星屋里的灯熄了，银色的月光，泼泻到他屋外的院落里，使人如处纯净的冰壶之中；沐浴着这清朗的月光，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魏锦星并不怪啊，应当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人……
万万没有想到，他那刻板而不为人理解的生活，有一天突然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天我正坐在宿舍灯下批改学生作业，忽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竟是魏锦星。他进得屋来，搓着手，塌陷的眼窝里，眸子闪着奇异的光彩，满面为难之色，嗫嚅地说：“老彭，你看，能不能……这几天你回家去睡，让我，我来你这儿暂住几天……”
可以当然是可以，但魏锦星竟然要打破他的生活常规，“下凡”到我这个凌乱不堪的宿舍里来借住，真让我难以想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老家来了个亲戚，要住几天，所以……”
原来是这样，我立即让出了一切：屋子、床铺、被褥……我对他说：“你尽管住吧，我反正有自己的家！”
当我离开学校时，路过他的宿舍，只见窗帘上映出了一个妇女的身影，屋里传出她和一个孩子说话的声音。这是魏锦星的什么亲戚呢？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啊……
魏锦星的亲戚很快成了全校教职工注视的物件。是一位看上去四十上下的妇女，矮矮的，没有什么腰身，脸庞瘦瘦的，眼角鱼尾纹很明显，看上去很憔悴。她早出晚归，所以露面的时候不多。大家看见得最多的是她带来的那个男孩，看样子有五六岁的模样。她吆喝他“小三”，可见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每天一到中午，大家就看见魏锦星到食堂给孩子打饭，每回总要买上两个肉菜；他把饭菜送回宿舍，亲手照料那孩子吃。那孩子很淘气，总要端着大碗，跑到屋外来吃，吃的时候很贪，腮帮子鼓起来半天平不下去，嘴角往下掉渣儿。
有一天傍晚，我正要回家，远远看见魏锦星拿着一条纸蛇，蹲在杨树下，噗噗噗地吹着，逗弄那孩子，孩子咯咯咯地摆动着小手笑着。这个镜头令我很是吃惊。我回想起来，1966年同受“群众专政小组”专政时，我曾和魏锦星一起被关在生物标本室里待了好多天。什么鸟呀兔呀一类的好看的标本，早被洗劫一空，剩下的只有人的骷髅骨架和几种蛇的标本。他并不厌恶骷髅架，却特别怕蛇，即使是泡在药水里的瓶装标本，他也总要远避三米以外，还屡屡指着蛇对我说：“我恶心，我恶心……”可是，此刻面对他亲戚的这个孩子，他却不厌其烦地吹着纸蛇。那孩子显然顶顶喜欢这个形象逼真的玩具，一见纸蛇伸缩蠕动，便拍手笑着，两只眼睛眯成两条小缝。看见孩子笑，魏锦星便也笑，脸上笑纹抖动，嗓子眼里还乐出声来。说实在的，这种笑法，我和他同事近二十年，还是头一遭看见。
“真是怪物！”小余在我耳边这么评论。
“唔。”我竟不由自主地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