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习题集借给小余以后，便提上暖瓶，准备去打开水，他侧身让小余出了门，待了一会儿，这才朝锅炉房而去；小余回到自家宿舍，还没坐下，就发现钢笔不见了，他想也许是落在了魏锦星桌上，便跑去找；魏锦星打开水还没有回来，小余在桌上没找见钢笔，便顺手拉开抽屉找了一遍……当然，钢笔最后是在小余自己的书桌下面找到的，不过，魏锦星抽屉底上的大照片的事儿，从此也便暗暗地传布开了。
“真想不到，魏锦星倒走到咱们头里去了！”小余这样议论过，甚至注意过邮递员搁到传达室的信件——有没有用娟秀的字体写出“魏锦星亲启”字样的来信？但是，小余的这种多余的好奇心，慢慢地也就无法维系下去了，因为，我们住单身宿舍的其他同伴们先后都结了婚，搬出校外成了家。小余也有了女朋友，而魏锦星却依然是一个人住在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中。
岁月，随着一节课又一节课的铃声匆匆消逝，“魏锦星是一个怪人”的判断，随着每日粉笔灰的扬起与飘落，在我们的心目中巩固下来。不过，在工作上魏锦星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值得一说的特殊情况。
然而，除了每日的教学工作，我们还有另一种生活，就是所谓政治生活。渐渐地，政治生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位置也越来越高。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学工作似乎并不能算是革命，我们如果要革命的话，必得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政治性会议、听别人发言、自己发言、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揭发别人、检查自己、搜索5%、保住自己在95%中的位置……渐渐地，魏锦星的日子便突出地难过起来。
记得那是在1964年夏天。正是“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搞得热闹的时候，教师团支部搞起了整风活动。我和魏锦星那年都已经28岁，参加完整风也就该办退团手续了；过罗筛般的整风整到魏锦星头上时，小余——那时候他正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充满了在一切一切方面推进革命化的狂热——放了头一炮，这一炮不但把魏锦星打得面色惨白，而且，也使全场为之一惊：
“魏锦星同志的精神状态与火热的革命时代格格不入，请他向同志们交代一下自己的阴暗心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魏锦星身上，记得那天他独自坐在会议室的一把破旧的沙发椅中，蜷缩着身子，沉默了足足两分钟，才笨拙地辩解说：“我没有什么……不革命的心理啊；当然，我有缺点……可是，不阴暗……”
如今回忆起来，真是难以解释。小余的那一炮明明武断之极，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缓和气氛，就是我自己，也在几位同志发言附和小余之后，沉不住气地表态说：“我们应当在一切方面实现革命化，堵塞一切通向修正主义的管道；希望魏锦星同志在八小时工作之外，不再保留个人的‘自留地’！……”当时会场上一派严肃气氛，仿佛中国之是否能够防止变修，全系于魏锦星能否改变他的脾性。
这次整风很有成效，有的同志被整掉了说话喜欢艺术夸张，富于幽默感的习性（这种习性被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些同志在“革命化”压力下戒掉了围棋，卖掉了吉他，收敛了哼唱《铡美案》的歌喉（被表扬为“交出了思想领域中的自留地”）；我也被整得生怕和“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沾边，努力鞭策自己用“事事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尽管我们不可避免地仍有着各自的某些非规范性的特点，但都自觉地将这种特点压缩，藏掖到最高限度。只有两个人变化不大，一个是小余，因为他的偏激和好斗似乎堪称规范，所以毋庸有所变化；另一个便是魏锦星，他背负着冷眼与误解，依然是那样勤恳地工作，依然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
1966年夏天到了。突然大家都掉进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炽热旋涡，连小余也未能例外。一时间校园里处处贴着“小将”们用最极端化的措辞写成的大字报，不仅是贴在墙上、门上、讲台上、黑板上，甚至还贴在教师们的办公桌上、座椅上乃至于脊背上。
一开始，魏锦星当然绝非是横扫的重点，但是，也不知应当解释为偶然还是必然，他很快地被卷到了旋涡中心。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在大操场上批斗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戴高帽子、挂黑牌不算，还要当众剃什么“阴阳头”。我们全体教职工被集中在会场最前面，以备随时从中揪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押上台去陪斗，因此，个个忐忑不安，在烈日的炙烤下，热汗和冷汗浃背交流。小余低头坐在我身旁，连嘴唇都吓白了，显然，他比我们更加痛苦，因为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一样被扫到了“右”的行列。
事情来得很突然。正当几个“小将”要给周大姐剃“阴阳头”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们的教师席，低头朝会场外走去，于是，被身着绿军服、臂戴红袖章、手持宽皮带、绿军帽下耸出两把“刷子”的“女兵”喝住了：
“干什么去？”
“我恶心。”
“滚回去！革命不怕死，恶心也得参加斗争！”
“我恶心。”
“你早不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