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参战的60余万人，以60%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语，超过30万的中国军人为保卫上海献出了鲜血与生命。
但是，中国军队也在此役歼灭了参战13万日军的6万多人，日军也损失了当时近50%的精锐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虽然中国军队牺牲巨大，但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他们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宁死不屈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为内地的抗战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经过淞沪会战三个月的惨烈激战，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一个共识，就是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纵使战至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李向东为此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想起了之前接触过的许多人对日本的看法和评论，其中有一些人是在日本留学过的，比如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那些教官，他们谈论起日本来，多数都是由衷的敬佩和赞叹。
一个小小的岛国，为什么能在当今世界横行霸道呢？这恐怕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知道究竟的。李向东当然也不可能对日本做到深入的了解，但他毕竟读过云南陆军军官学校，并从一个中层军官的角度，看到了日军战斗力强的背后，是强大的国力支撑和严格的军事训练的结果。
李向东由此明白，一个国家，如果只有贫穷和落后，那就必然处于被人欺负和挨打的地位！包括淞沪会战的失败，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贫穷以及军队武器装备的落后，即便中央军和地方军第一次如此齐心合力的拼死作战，最终也打不过拥有军舰、大炮、坦克等优良装备的日军。
李向东此时更是无法知道，就在淞沪会战之后，日军紧追着中国军队溃败的队伍，已经于12月13日攻占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并对南京的军民展开了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被屠杀的中国军民远远超出了30万人！
作为一名上校团长的李向东，他当然无法了解抗战的整个大势，他只能把思考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当前他们负责防守的中条山这份重任上。
中条山地区虽位于山西省境内，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也不归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二战区管辖，而是属于卫立煌任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
从1938年春开始，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先后打退了侵占山西后的日军对中条山的十余次围攻。
中国军队重兵防守中条山，日军也是志在必得，先后调集了四个师团的兵力，部署在中条山外围，对中国军队形成了一副包围的态势。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却在此时仍然不忘“剿共”和“限共”，他们不断发动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摩擦行动，并将一直防守中条山有功的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抽调去中原参加“剿共”。
第四集团军此前是防守中条山的主力部队，正是因为总司令孙蔚如的运筹帷幄和指挥有方，加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的密切配合，才使得日军此前对中条山连续三年共十三次的围攻都归于失败。
第四集团军中就有不少共产党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加入，给这支西北军出身的队伍注入了更加坚强的灵魂，铸就了这支拱卫中条山三百里防线的血肉长城和“铁柱子”。
蒋某人将这支队伍调去“反共”，其目的就是想让这支“亲共”的队伍，与八路军相互消耗力量，而他的这一决策，对中条山的防卫重任来说，无异于是釜底抽薪。
1938年底，国军统帅部将驻守中条山的其余中国军队编组成第5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分别是曾万钟和刘茂恩，第5集团军的基本部队是唐淮源任军长的第3军和高桂滋任军长的陕北地方部队第17军。刘茂恩的基本部队是第15军、第43军和第80军。
曾万钟和刘茂恩统帅的这两个集团军，实际上都是一群地方杂牌部队拼凑起来的两支临时之师，加起来也只有17万多人，比起原来的26万驻军少了9万多人，防守力量被大大削弱。
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当军长时就治军不严，当了总司令更是直接放手当甩手掌柜，导致防区不仅疏于防卫，而且许多军官还倒卖军火物资或通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致使第五集团军上下都是军纪松弛、军心不振。
李向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始终保持了一个中层军官难得的清醒，他狠抓新一团的军事训练和文化辅导，努力磨好自己手中的这把钢刀。
因为进驻中条山前，部队补充了一个营的新兵，还派来了7名刚从军校毕业的见习军官。李向东将新兵平均分到了三个营里，白天分头以营连为单位加紧军事训练，整修防卫工事，晚上则集中学习文化，传达了解抗战形势。
李向东没有按照惯例将那7名见习军官简单地派下连队，而是在详细了解他们的特长之后，让他们在团部或营部先担任见习参谋，发挥军校生的特长。
他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