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那会儿全都是往裤裆里塞褯子，褯子湿了也把棉裤浸湿了。湿一点儿倒没关系，往裤管儿里多塞一小块儿褯子就行了；湿得多了，就得把棉裤换掉。两条棉裤常常轮换不过来。
小孩儿的棉衣韩歌不会做——不光韩歌不会做，眼下的年轻人没几个会做了。人家都是奶奶和姥姥做。韩歌就巴望着婆婆能给小孩儿做条棉裤、做双棉鞋的。然而天气越来越冷了，婆婆的活儿也越来越少了，她没事儿手往袖筒里一抄，闲坐闲溜达，就是无心做。
韩歌说：“妈，你有空给小孩儿做条棉裤吧。”
婆婆答：“我明儿个还得清理羊铺唻，弄点儿羊草。”
韩歌想，你就一只羊，弄羊铺弄羊草能要多大会儿？明显是推脱。却也只是想想而已，她并不说出来。
第二次，韩歌说：“妈你闲着没事儿给小孩儿做条棉裤吧。”
婆婆说：“你别看我这会儿没事儿，我马上还要分台苔干儿，孬里好里都待一坨儿，到时候卖都卖不掉。”
如是者三。今天弄这个，明天弄那个，不答应做，也不回不做。韩歌看出来了，她就是不想做。
韩歌再没说过让婆婆给小孩儿做棉裤的事儿。孩子姥姥高血压，低头做针线脸会更肿，她也不想麻烦自己的妈了。看来只能走下下策了。
她买好了布和棉花，拿给了婆奶奶，请奶奶帮着做。奶奶年纪也大了，又和婆婆不对付，她本意是不想麻烦奶奶的，奈何几次都没请动婆婆，那也只有去请奶奶了。按说，太太给重孙女儿做棉衣也是应该的——怕就怕婆婆心里隔应。唉，不管了，该咋样咋样吧。
舅舅有时候回来会给小孩儿买身小外套、买件小棉袄啥的。他跟韩歌说：“你妈对不起你，我来补。”
韩歌曾把一些埋怨说给阮呈旭听，大概阮呈旭不敢直接质问他妈，就把这些事儿转述给了舅舅。
快过年的时候，婆婆给小孩儿做了两条棉裤。大概是买的布头儿，有几处地方的图案残缺不全，有的地方颜色深，有的地方颜色浅。不管咋样，婆婆总算做了。
农历十月十五是逢会的日子，这样的会一年也只有两次：三月里一次，十月里一次。每个会上下能延长个把星期，往往提前两三天，那些卖衣裳、鞋子、被面儿、床单之类的小商小贩儿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搭起帐篷，支起简易的炉灶，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会上，不仅卖的东西多，而且全，是乡里乡亲挑选农具、日常用品的好机会，用百姓的话说，“有拣头儿”。
同时，大会组织者还请来了戏班子、歌舞团、杂技团，人声鼎沸，鼓乐震天，男女老少情绪高涨，能把十月里天过成六月里天，热腾腾的。有人挑床单被罩，有人挑锄头抓扣子，有人买棉鞋，有人买棉袄……满街的讨价还价声。有的也没啥必须要买的，就为凑个热闹，这里走走，那里逛逛，买个冒热气儿的肉盒、烧饼，再买点儿柿饼、米花糖带着，看场戏，或者歌舞，抑或杂技，心里也无比满足。
韩歌不喜欢凑热闹，也没有凑热闹的心情。她和平时一样，在家里洗洗褯子，带带孩子，就像外面那满天的热闹没她的份儿。其实，会是很公平的，见者有份儿。抱孩子出去转转，也是人之常情。像别人那样，把孩子撂给爷爷奶奶，自己轻松去玩儿——这个更是奢侈，想都别想。在她这个家里，反过来才理所当然。
晚上，韩歌感觉冷，早早地就搂孩子睡了。
冷天还没到最顶峰的时候，咋就这么冷呢？缩在被窝里身上“嗖嗖”地直冒冷气。孩子在她的怀里睡得很香，能听到微微的、均匀的鼻息。她把自己蜷成一团，更紧地把孩子搂在胸前。
她感觉自己打了个盹儿醒了。身上出奇地冷，禁不住地打寒颤，发抖。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感冒了？
小心翼翼地起身，下床，小心地拉开抽屉，拿出体温计夹在胳肢窝里。过了五六分钟，取出体温计，对着灯光转动，那道水银柱直窜到了39度4。
抖抖擞擞披上棉袄，轻轻地拉开卧室门，再轻轻地关上，她准备去药店拿点儿退烧药。走到大门里边儿，就发现大门从外面锁上了。
再去婆婆院儿里看看，也都锁着门。她这才意识到，婆婆一家人也都去听戏看歌舞去了。
年纪稍长的人都喜欢听戏，年轻人则喜欢蹦蹦跳跳活跃的歌舞。
她无望地站在院子里，身上不停地哆嗦着。看见前面门面房的楼上有灯光，她试着喊了两声，没回应。外面锣鼓喧天，看来没指望。她回屋钻进被窝儿，在自己和孩子之间隔上一条枕巾，怕冻着孩子。她在孩子旁边瑟缩成一团。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见家里有谁回来。她身上抖得厉害，这样下去不行，得想办法。听说多喝水能排解体内多余的热量，她就下床去倒开水。
倒了大半杯开水，端茶杯的手使劲儿抖，杯里的水往外洒，没办法端，她就扶着茶杯趴在桌子上喝了两口，然后再端着跑进被窝儿。喝完了，过会儿再下去倒，倒好再端着上被窝儿里来。如此这般，也不知道折腾了多久，感觉身体舒服些了。拿体温计再试试吧——体温竟然下降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高烧不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