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年代h国高中生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有话说。
我在世时，对一个报道印象深刻，那就是2014年7月，h国mbc电视台曾经到首尔大学（现在还叫国立汉城大学）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是关于“除了个人能力之外，还有什么因素能够影响学生考入首尔大学”这一问题的，而排在第一和第二的回答是“父母的经济能力”和“校外学习辅导”。
我在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上学时为什么能过得那么逍遥自在？
这都要归功于h国□□的三个政策：第一，在1969 年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第二，从1974 年起开始推行高中“平准化”政策，即取消重点、非重点高中的划分，对普通高中实行抽签定校的招生制度，教师、设备实行统一标准，取消中考；第三，在1980年推出“禁补令”，即《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派出专门的执法队，严禁大学生和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打击补习班，一旦抓到必然取缔。此外还增加了大学入学考试次数，成立教育管理委员会系统，提供低价的课外补习。
对我这种不爱学习的人来说，简直不要太爽。
但是时移世异，随着家长们持续多年的强烈反对，□□逐步放松禁令，并于 2000年4月将禁令彻底废止了，校外补习潮流又开始疯狂抬头。
于是在我上中等学校三年级时，李玉给我请了个大峙洞补习街出身、一对一上门补习的老师，希望我能考上个好的自律型私立高中——他和我都对国外留学没兴趣，所以没把上国际高中当目标。
那老师简直是个多边形战士，所有“国民共同基本教育课程”他都能教——国语、道德、社会、数学、科学、实科(技术与家庭)、体育、音乐美术、外语、汉字、教练和教养，而且是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所有知识都尽在掌握，要不是补课地点的限制，他连裁量活动和特别活动也未尝不可以给我补。他甚至还想补完中等学校的内容后再教我高等学校的内容！
我佩服所有能我所不能的天才。
但是并不希望天才把精力浪费在我身上。
李玉给我做思想工作：“在此之前，爸爸从来没强迫你一定要做什么、怎么做，对不对？我对你就两个要求，上个好的高等学校、好的大学，只要你做到了，以后我什么都不管你了。”
我精神一振：“不要求当班干部或者进学生会？”请全班吃汉堡这种不成文的惯例是小，被关注是大，只要一想到全班除了我都不用起立，噫，浑身难受。
他看我意动，立马点头，拿出合同来，怕我反悔。
“人与人之间还能不能有点儿信任了？”我一边说一边在那张只有两行字的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落入名叫学习的深渊——包含在学校的时间在内，一天学习10个小时以上，就这李玉还不满意，我说时间再长我就体质虚弱长不高他才作罢。
即便如此，他也经常因为在我身边念叨：“2，2，2……”而被补习老师赶走。
他说的是那三个名牌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的录取率。
h国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的录取率都只有 50呢。他怎么对我莫名的有信心？
我焦虑得一把把掉头发，连徐仁宇都曾经在摸我的头的时候沾上过好几根脱落的头发。
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在怜悯和厌弃之间挣扎，好几个月都没理我。
学霸是不可能理解学渣的痛苦的。大不了这儿子不要了！
要是我的意志力再差一点点，我就要去三清洞找恶魔柳和魔女朴善了，并高喊着：“和我交易吧！我愿用10年以上的青春换个好脑子！”
幸好没有。
我吊车尾进的现在的高中，这还是我参与了应试考试、提交申请后，校方根据我的模拟考试成绩、班主任推荐信和我的在校表现等各方面综合考量后予以录取的。
多边形战士补习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我朽木不可雕，砸他招牌，三年之内他不想看见我，等我高考前夕再让李玉和别的家长“竞标”，即便中了，他还是要考虑考虑。
在旁的李玉听到后，一瞬间苍老了好几岁。
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我这不是有学上了嘛，我向你保证，大学也是有学上的。”
他把给我端来的补身汤又端走了：“我当初就应该直接砸钱让你进特目高（专门招特长生的），保不准哪个老师能看出你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天赋呢。”
我：“……”
我伤心了。
真的。
作为一个主角，我太失败了，一点都不讨人喜欢。
我把自己扔进大床，打电话给卓秀浩，诉说完委屈之后“哇哇”地哭，他一直很安静，直到我哭得差不多了，问他：“你在听吗？”才听到手机那头传来的细微呼噜声。
“……”
我挂断电话，又给李英俊打，重复一遍事情经过，他安慰我：“没关系，有书读就很好了，说明你努力学习了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即便以后你上的是普通大学，也没关系，我们是家族企业啊，有你的位置的。”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