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各处的生产进步，来缓解物流运输带来的诸多问题。
物流运输问题，现在是无解的。那么就只能在生产端开动脑筋，让各个产盐区都能辐射一个合理的范畴，由国家成立的盐业总公司，根据盐的生产成本，调控征税，稳定价格；同时通过官运商销、明票暗引的手段，确保盐能抵达大部分国土并且销售出去。
这五种对于盐政的看法，各有不同。
刘钰和林敏的分歧，主要在于“盐政改革的重点，是不是淮南垦荒”。
换句话说，刘钰眼里的盐政改革，重中之重，在于淮南垦荒，而淮南垦荒的重中之重，在于扶植资本种植棉花，为大顺的墨西哥棉替代计划打好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场盐政改革就是意义不大的。
而林敏眼里的盐政改革，以盐为主，淮南垦荒，种植棉花，其实是盐政改革的副产品。当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保盐政在销售端的改革，可以放弃垦荒种棉花这个附加选项。
至于别的，两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林敏肯定是反对这篇文章里的做法的，因为林敏的改革设想，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问题，只是考虑了盐区盐引法的改革。
既然一开始没考虑生产端，那么在亲眼看到了刘钰搞大型晒盐场的生产法，再比较一下淮南原本的挖坑烧灰淋卤煮盐法，他自然倾向于刘钰的办法。
至于说这篇关于盐政的建议里，有没有他认可的地方，肯定还是有的。
除了那些乡愿幻想之外，林敏主要认可的地方，还是关于货币问题的。
即“为了防止这些盐户受商人盘剥，朝廷应该主动承担起收盐的任务，同时还要按照一定数量的米粮等给予盐户，确保盐户不会因为粮价波动生计受到影响。”
这应该，也算是明末开始的一大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思辨了。
应该说，从明中晚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大顺惟新元年。
即，钱，铜钱，白银，物资之间的关系。
明末开始，之前的过于禁锢，和后期的基层崩溃，以及白银涌入，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的后世称之为启蒙思想家的大儒。
而关于货币问题，他们的想法基本是趋同的。
这些想法，很多源于这边总是步子迈的过于大，咔嚓一下扯着蛋了，然后就退回去小步走，很难学会正常走路了。
大顺皇帝在惟新元年，花了之前二十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即钱不是财富，那些粮食铁器牛马盐之类的才是真正的财富。
但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肯定钱的作用，然后再引申出来的。
否则的话，朝鲜那边早就琢磨着取缔铜钱了，觉得以物易物才是正道，那难道说他们的理解比大顺这边更早？
显然不是。
大顺这边花了二十年时间，让上层想明白的问题，是肯定了明中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于财富本质的一次探索。
而朝鲜那边直接琢磨着取缔货币搞以物易物，尤其是历史上满清禁海迁界让朝鲜当了二道贩子从日本鼓捣回一些贵金属使得这个以物易物的想法延后了一些；而大顺这边则是直接把朝鲜很早就逼到了琢磨着以物易物的想法上了，这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发展之后的重新定义和思考，而是纯粹的反动复古考虑下的倒退。
从明末开始的一系列反思，其实就是建立在对明末状况、理学心学的反动之上的。
学术思想上的问题不谈，只说货币问题。
林敏之所以支持，要用粮食交换一些盐，而不能全部用货币，也算是大顺这边的主流思想。
刘钰的想法不是主流，甚至皇帝琢磨出来的道理也不是主流，而主流思想是“粟生金死，民兴于仁”。
从明末开始，乃至大顺立国这百年，思想界的主流，从来都是“反白银、反纸钞、支持实物税”的。
这种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
大顺这边又没有金银矿，国家征税又用白银，民间交易却用铜钱，白银只有海外贸易这一个输入渠道，到处找金银矿就是找不到波托西级别的，就这么个现实。
反纸钞……反纸钞，则就是源于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了，这里面的事便也不必细说，前朝的纸钞到底是啥玩意儿也不提了。
反白银、反纸钞、支持实物税，很多威望极高的大儒都是这样想的。
顾炎武反对、王夫之反对、唐甄也反对。
反对的理由，也基本上算是有迹可循。
【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常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赎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
就是说，白银太少，通货紧缩，限制了市场繁荣。
所以说，步子迈的太大容易扯着蛋，就扯在这。
这一套理论，搞出来密西西比泡沫的约翰·劳，也在其《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阐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