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米70万石，蠲免十几个州县三年税收，调动五千军队防止出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考虑的是怎么赚钱。
大顺朝廷考虑的，是怎么省钱。
尤其是赈灾、维稳的钱，这是大顺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处。
荷兰东印度公司，赚钱才是盈利。
大顺朝廷，省钱就是赚大钱。
种种差异下，在巴达维亚周边，在西爪哇，这个荷兰人原本统治、被大顺接盘的地方，出现了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非常搞笑的。
“先进的”、“自由的”、“商业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荷兰，在巴达维亚周边，搞最落后的、农奴制变种、快退到奴隶制的“强迫种植制”。
所谓“落后的”、“集权的”、“小农的”、“封建王朝的”大顺，在巴达维亚周边和西爪哇，搞激进的、此时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改革：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按亩纳税。
当然，这在大顺的字典里，叫“均田”。
因为按照大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历史造就的惯性，大顺对征服地区理想化的统治模式是这样的：
均田。
编户齐民。
里正负责收缴税。
官府进行统治。
没有豪绅、当地贵族来妨碍统治。
形成皇帝——六政府——地方官——里正保甲——一个个小农，这样的垂直模式。
包括在内地，这也是理想化的统治方式。
问题是内地士绅阶层盘根错节，没法动。
按此时的一些说法，叫“朝廷在中原吃了士绅一千年的屎，去了南洋还要受这鸟气，再去吃南洋土司的屎？”
内地士绅的屎，谁当皇帝都得梗着脖子吃，不吃不行。
这到了南洋，既没有科举出身的官僚关系，也没有开国功勋的土地占有，几十万华人百姓，多数都是底层。少数可以乘马车出入前总督府的高等华人又是根本不被信任的。
朝廷这边自是想都不用想，以万丹开刀，直接来了一场最激烈的均田改革。
最难处理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最容易处理的关系，是一群外来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简单粗暴。
地方官是科举或者武德宫出身的，来到这一看，认得这万丹的这些豪绅贵族是谁呀？
找关系都找不到。
自小的儒学教育，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在内地只能喊喊口号，跑到这总算是有机会尝试了。
大量新学出身的年轻人如今也都成年了，一个个又识字，又不能参加科举。
妥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皇帝巴不得都滚蛋去南洋当小吏，给个活干。
应该说，大顺朝廷眼里的西爪哇模式，在他们的视角看来，是一种儒学意义上的、变种的复古西周封建制。
大量的实学年轻人，是士，脱产。
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华人，是国人。
本地土著，是野人。
只不过，不能井，而是均。
税收上去给政府，政府再发下来给这些“士”做俸禄，保证他们脱产。
国人是统治的基本盘，随时可以武装起来编入军队，而且也有大量的家庭从军，获得减免赋税的特权。
士，取代原本当地人的贵族、教士、地主等，对“野人”进行管辖，主要是收税、处置纠纷、劝农教耕。
诡异的是，这种模式出奇的好。
不但万丹地区的税收，足以保证多出来的这些“士”小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征税效率远高于内地。
百姓也颇为拥戴。
连做买卖的小商人也非常开心，因为土改后的万丹地区的货物销售量，远高于其余地方。
朝廷也非常开心，因为不但保证了收支平衡，甚至还有许多盈余。
当然肯定也有不开心不高兴的，但不开心不高兴的，比如原本的当地贵族。
只是，要么死了，要么被送去虾夷做苦工了。
但这种模式也吓坏了国内那些叶公好龙的、喊着复古真儒，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的士绅。
皇帝也不得不出面公开表示：南洋与畿内不同，南洋模式绝对不会用于畿内。
新学出身的人，也只能在南洋做官为吏，或者去公司谋事做，绝对不会新开诸科，不会占原有官缺。
但既然万丹这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那么便可在大顺接盘的荷兰统治的西爪哇地区进行推广。
以土地税，代替强迫种植制。
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租。
以一条鞭税率，取消劳役，募役钱算在亩税中。
应该说，万丹模式，就是宋朝王安石改革开始的、到明中期一条鞭法、再到大顺立国之后的诸多改革的完全体模式。
没有士绅掣肘。
没有本地官僚士绅，导致作为外来者可以使用开国时候的极端暴力手段。
足够的非本地人和非土地拥有者出身的“边缘化”的读书人。
良好的海运条件和市场使得租税货币化。
大顺自身极佳的手工业基础，使得直接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