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利的。”
“可商人得了利，那饥民是否得利了呢？若是饥民也得了利，那怎么能说义利是相悖的呢？”
“商人之名，极是不佳。是故，我希望呢，这一次指一条明路，使得诸位经商，既有利，更有义。”
“若如玻璃，我们若是开办了玻璃作坊，使得不用买西洋人的玻璃，玻璃价格更是下降到一两银子一块，使得人人可以用得上透光的玻璃，此岂非义乎？”
“若如在辽中开办冶铁作坊，使得垦荒之人可以用得上上好的、不亚于广东佛山的铁器，此岂非义乎？”
“若如投资军工，使得我朝士兵有上等枪炮，不虚于西洋，此岂非义乎？”
“我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商人一起做，为商人正名，此为正途。”
“之前说的我不想富可敌国，不过是小人蝇营狗苟之言。”
“这些话，才是君子之言。吾之道，士农工商，俱为一体。是以道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尚可往，况于区区银钱之利？”
很多东西是有局限性的，前世刘钰对那些大商人们，并不感冒，因为他们已经在某些地方阻碍了时代的发展。
可现在，在封建时代，那些前世被视为阻碍的东西，此时却如同正道的光，引领着潮流。
义利之辨，搞成诸子百家别人家那一套，那就是向儒家宣战了。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可以搞新教、改革宗，但不能说天主教不好，我们都信绿教吧。
放在大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即便圣人的有些话就是个屁，也必须要在故纸堆里找出来“异端合理”的证据，而不是推翻重来。
明末的思想大混乱、享乐主义盛行，可以视作文艺复兴。
经过八十多年的思辨和理学崩溃，以及大顺在官方意识形态上扶植永嘉永康学派的东风，可以视作宗教改革的起点。
要把商人为了“私利”做的一切，说成是“大义”。
就像是宗教改革得新教改革宗，把发财看作是上帝的意志和笃信的证明。
刘钰是想推翻重来的，但大顺还没到外部冲击之下连乡绅地主都混不下去要投红的程度，没有基础，那就是空中楼阁了。
好在现在似乎有宗教改革的基础，这倒是可以尝试尝试。哪怕没有那么多的大义，也得说出许多的大义。
释经，刘钰肯定不行。但引个头，花钱请大儒释经，这是可以的。既然都能以耶补儒，那把儒搞成“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也非是不可。
刘钰这是在提醒这些商人，别傻乎乎的就知道赚钱，你们得花钱找人释经。有钱不往这方面花，不趁着大顺允许鼓励结社议政的风气找合理性，那不是傻吗？你们又不差钱，还怕买不到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