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说，因为欧洲各国的大型的东印度公司都被大顺逼死了，使得欧洲的商业资本完全失去了技术上的限制，将会快速地流向航运和买办业务，从而绞杀欧洲的诸多工业。
但这个道理的内核，在欧洲适用。
在大顺，也一样适用，虽然面临的问题不同。
伴随着《凡尔赛和约》的基本签订，大顺也将面临一个“资本流向”的问题。
波斯、印度、东非，这些方向，大顺独占贸易权，资本的回报率急速提升。尤其是印度方向。
加之这些地方，又不像大顺本土似的，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最基本的一条，大顺本土大商人买地囤地的限制，就非常大，使得大顺“回报率最高、最安全、最稳妥”的投资，也即土地购买，成为了一个在大顺非常别扭的、靠着行政力量强行扭曲限制的投资。
这也使得，刘玉这边，必须还需要一些手段，使得大量的金融资本，流向一些刘玉希望去的方向。
自然，这个方向，就是北美的移民。
之前刘玉就琢磨过，他觉得，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经验，就非常不错。
无非也就是两家公司出了点“小”问题，忽悠的太大了，最后击鼓传花传不下去，泡沫炸了而已。
但仅从募集资金的角度来看，效果是显着的，短时间内募集了海量的资金，资金多到基本解决了路易十四留下的财政窟窿。
而之前他也说过，对欧洲的战争，会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意识：如果找对了方向，投资工商业的回报率，是可以高于买地的；且早入场、早受益。
历史上，英国的利率从10%左右压到3%；英国人逐渐形成了投资产业拿股票其实和买地囤地差不多的想法……也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点点压下来、一点点由社会存在慢慢扭转了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大顺也在慢慢改变这种情况，但前提是得有这个社会存在。
如今，战争基本胜利了。
之前的一切疑惑都烟消云散了，贸易持续发展、甚至是大发展。借助《凡尔赛和约》的春风，大顺的工商业将迎来一场黄金时代。
这是物质层面的事。
但在意识层面，则在京畿、松苏等地，呈现出一种“相信朝廷的判断、相信早入场早入股将来大收益”的思潮，以及“股票债券未必不如土地”的想法。
那些当初投资纺织的、投资航运的、投资造船的，这一次全都赚的盆满钵满。
可以说，大顺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一次又一次的对“贸易”的准确把握，赢得了一个极高的信任度。
体现在皇帝那，是威望。
体现在刘玉这，是他对投资的“建议”，众人会认为这不是建议，而是告诉大家一条发财的路。
应该说，刘玉靠的就是这种威望和信任，准备学一波南海公司或者密西西比公司。
在《凡尔赛和约》已经基本确定、资本即将大量涌向印度地区的时候，用他的信誉、用大顺的威望、用欧洲战争带来的工商业发展的兑现所造就的投资狂热，来强行扭曲市场的资金流向。
简单来说，如果他不扭曲。
那么，100块热钱，30块会投向本土工业；30块会流向印度的棉花土地；40块买地或者窖藏。
而现在，经他的扭曲，可能会分出来30块，流向北美的移民上。
至于，最后会不会玩成南海泡沫、或者密西西比泡沫，那无所谓。只要人到了，地垦了，最后击鼓传花玩不下去了那也无所谓，炸了就炸了呗。
钱又不会无故消失。
真要是将来变成泡沫炸了，那么，炸之前，钱无非就是流向的“水银开采”、“造船”、“农业机械”、“畜牧”、“航海”等方向。
因为这是北美垦殖挖金子的前置投资。
都是实体行业，并不是简单的左脚踩右脚，就算融资的泡沫最后炸了，那也无所谓。
粗略来讲，套路是这样的：
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塑造的投资热潮，大顺的热钱都在等着朝廷透露的风声，因为之前朝廷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信的人、上车的人，一战之后都发达了。
这时候，刘玉抛出“扶桑有大金矿、至少有1000万两黄金”的风声——基本上，算是密西西比公司大忽悠的翻版，当初约翰·劳可是凭着这种忽悠，拿着所谓政府背书的百分之十几的高回报率，直接弄出来个上千万两白银规模的大动静。
区别就是，密西西比没黄金。
而旧金山、温哥华、西雅图等地，是真有黄金。
由此，成立个大顺皇家特许的专营公司，为了向“前辈”致敬，公司直接取名为泡沫公司。
五年内不分红。
五年后，保证至少每年15%的股息分红，收益率非常高。
朝廷给予此特许权，只包括开采金、银，这两种矿物的特许权。
类似西班牙模式，采矿的15%，归国库；5%，归内帑。
剩下的，归公司分配。
官督、商办，效松苏故事，前五年由官督制定政策，董事会五年后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