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问题上的不同战后利益，只是中法同盟之间分歧的一个缩影。
大顺这边不太可能理解的宗教问题，法国人有很多文章可做。
大顺依靠走私、贸易之类引发北美的诸多矛盾，浑水摸鱼。
而法国，实际上只需要在战争结束的条约中，要求英国在北美保障天主教徒的利益，即可直接激发北美清教徒对英国的无限反感。
因为，清教徒连圣公会有教会、穿长袍这种事非常不爽《圣经》里，哪一段描写了传教士长袍？哪一段写了有教会这种东西？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你居然在用，你这不纯啊。
这一点，东西方基本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清教徒认为，天主教过于世俗化，不纯；瓦哈卜派，认为奥斯曼过于世俗化，不纯；复古派儒生，以及兴起的考据派，也认为宋明理学，不纯，假儒。
只不过因为宗教隔阂，大顺这边可以理解宋明理学在明末开始的复古反思，却不能类比地去理解清教徒、圣公会、和天主教之间的正统之争。
简单来说，清教徒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圣公会，都觉得难以容忍，觉得不够纯粹，过于世俗化。又怎么可能容忍英国对天主教的让步？
故而在宗教这张牌上，法国人可以打一些“投入少、见效大”的手段，而这和大顺的策略自然是有分歧的。
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
现在来讲，摆在中法之间的合作障碍，是要不要去海峡决战，登陆苏格兰。
即便说，这个分歧暂时被搁置，同意大顺的放弃海峡决战而采取贸易绞杀内部崩溃的战略，分歧依旧巨大。
就算说不去海峡决战。
那么，下一步，是将精力放在哪？
北美？
加勒比？
巴巴多斯？
还是先帮着西班牙打下波尔图？
法国的兵力总数不少。
但就如约翰·莫当特死前所惊恐的那般，要是法国去打卡塔赫纳远征，那丢人的程度要比英国更笑柄。
是以总兵力不少的法国，实际上能够参与跨大洋远征的军队，也就几千人。故而，如果要实施大顺的贸易绞杀战略，中法之间还是要继续合作。
因为法国这边能远征的军队不多，可大顺这边其实也没有多少能够跨大洋远征的精锐常备远征陆战队，两边还只能合作配合。
战争就是这样，大顺严苛训练出来的、技能特化的战斗工兵，的确是强，但需要别人配合。
就像是此时大部分的战斗，伤亡主要是靠炮兵、骑兵砍杀造成的。但是，没有抗线的步兵，炮兵和骑兵卵用没有。
不管是在南洋、在印度，还是在直布罗陀，攻克堡垒的主攻的确是大顺这边的工兵，但在之前的围困、阻援、封锁、威胁等，还是要靠海军舰队、法国陆战队、以及法国的那批原本计划用于登陆苏格兰的步兵。
一样的道理，想要继续在西班牙、加勒比或者北美扩大战果，两边谁也离不开谁。
不过，确实，在宗教问题上大顺这边不太能理解法国的看法。
但在宗教这个问题之外，考虑物质、土地、人口、名声之类的东西，大顺这边和欧洲并没有隔阂。
是以，大顺这边要把俘虏送回英国的这件事上，李欗等人还是做了一个向法国示好的决议。
既可以认为是示好。
也可以认为是某种战略外交上的暗示。
一般来说，法国人应该能够看懂大顺的这种示好和暗示的，因为这涉及到法国的一些政治敏感的地区。
李欗对德·拉·克鲁提议，这边押送的英国俘虏，在直布罗陀装船后，会在法国的敦刻尔克逗留。
德·拉·克鲁应该立刻将直布罗陀被攻克的消息，传递回巴黎。而巴黎那边，也应该立刻遴选出合适的外交人员，与大顺在巴黎的外交人员一起，前往伦敦。
一方面，是要刺探一下英国的舆论情况、议会态度、以及英国的战争潜力。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大顺和法国之间能够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信任，不会单独和英国进行私下的和谈，并出卖对方。
这种事，大顺怕、法国也怕。
以为法国实实在在被曾经的“盟友”，在战争中背叛过，比如那场英法一起干爆荷兰的战争，就是打到一半，法国被英国背叛了。而大顺这边，也是实实在在不能相信所谓的“盟友”，毕竟大顺这群人，纵然学的是所谓的新学，可是《三国演义》可是自小就看的，谁说盟友就一定不会中途背叛？
到时候，晋阳之战打到一半了，再出个张孟谈，留下个唇亡齿寒的欧洲版典故，那乐子可就大了。
而选择敦刻尔克，作为俘虏的中转地，以及中法两国外交人员登船赴伦敦的地点，也算是大顺的一种战略外交上的示好暗示，而且在法国人看来属于是那种在“敏感的地区”站队的、尊重历史传统的一种示好暗示。
应该说，至今为止，大顺和法国在欧洲的几场关键战役主要是赢的这几场其实都算是帮着法国擦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的屁股。
梅诺卡岛、直布罗陀，以及大顺这边提出的俘虏中转的敦刻尔克，都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