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太宗优容谢之，面加慰劳。如此对待边将，边将权威何从而立！
自此，河朔无宁岁，备受战乱之苦，直到真宗时订立澶渊之盟才算结束这种局面。而其肇始，即是收回边将的回图贩易权。
要之，太宗时期，基本实现了统一，经济有所发展，文化事业大有发展，政治上大致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使整个社会依然呈现出向前发展的势头。但是，太宗改变了太祖的边防政策，在军事方面处置失措，因继位问题而造成的统治危机又使太宗急于建功立业，提高威望。汲汲于皇位的巩固和传授，因此接连贸然北征，屡遭大败，不仅丧失了军事优势，而且引发了财政危机，从而开始形成积弱积贫之局面。可以说，对于北宋社会的发展，太宗是功过参半的。
太宗之为人
如果说，在功业方面，太宗还可以说是功过参半的话，那么，在为人方面，太宗则应是颇受非议的。
1、多疑的性格
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积虑，太宗终于得遂登上皇位之愿。也许因其得来不易，太宗即位后，用主要精力防范内变，因而形成多疑的毛病。太宗有一段名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一般以为内患指民众起义，但实在是指朝廷内部的变乱从而危及皇权。这段话充分反映出太宗对于内患的忡忡忧心，道出了他全心全意防范内部、确保皇位的用心。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太宗的多疑就是必然的了。被称为宋代第一良将的曹彬，太宗疑其得军心而罢其枢密使之职。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太宗立其子元侃为太子，京师之人见太子，喜跃日“真社稷之主也。”太宗闻知，召定策立太子的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准回答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太宗才释然。
这只是两个典型事例。连亲生儿子也要怀疑，更遑论他人了。因多疑，太宗施政有两大特点，一是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二是任人唯亲。据《宋史》，太宗一朝，相不久任，尤其是“金匮之盟”出现后，更换更加频繁，这不能不说是与太宗的猜疑心理有关。
太宗信用幕府亲信，探事者横行，也不能说与多疑心理无关。所以日本学者认为，太宗是宋代君主独裁体制的创始者。口头上高倡黄老之学，实际上却疑心重重，这就是太宗性格的内外两面。
2、好色的品性
太宗的多疑是比较明显的，但说他好色，则或有疑义的。
赵恒
《随手杂录》载，太宗朝，武程乞放宫人三百人，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请以狂妄罪之，太宗释而不问。《长编》，系之淳化四年（993年）。由此事看，似乎太宗不留意女色，宫中简约。但是，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太宗刚驾崩，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相隔不过四年，说法却大相径庭。既然嫔御都甚多，宫人之多则更不在话下了。真宗的话戳穿了太宗宫人少的鬼话。
《默记》所载强买青州女子事，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烬余录》载太宗灭北汉收其妃嫔事，太宗挑花蕊夫人事，均可证太宗好色为不假。关于小周后事，宋人画有《熙陵幸小周后图》，至清代尚存，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清人王士祯《带经堂集》均有记载，足见太宗好色之事，宋代已有定评。
太宗多疑、好色，其豁达、俭约必不能如太祖，其刚愎自用则又必过于太祖，此乃势之必然，无足怪矣。其帝位既系抢夺而来，不敬兄嫂，迫死弟、侄，于孝道有亏，自在当然之中，于此不再多言。
自安史之乱后，方镇并起，割据风行，生民涂炭，战乱不息。历二百年而至宋初，太祖奋起，赵普辅之，削方镇之权，除禁兵之患，建法立制，统一大业有成，太平之基已奠。
太宗继之而起,，本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完成统一大业，而且完善法制，攘却外敌，开赵宋兴旺之基业。但是，太宗处心积虑夺得帝位，皇位继承之谜造成统治的危机，一直像阴影笼罩于太宗时期。
在此阴影之下，太宗心理压力甚重，急于建威树望，关注于防范内患，结果是军事行动屡败，威望终未能立；内患频作，德昭、廷美，必迫死而后安。至政治大计，竟未遑多顾，多仅能循太祖之政而行。是以太宗时期，虽则经济、文化均有发展，然积贫积弱之势已萌，终不能臻于治，而给有宋后世带来莫大危害。
真宗继起，虽则于消除皇权危机基本成功，然又好大喜功，大演天书下降之闹剧，致北宋积贫积弱之势越演越烈。以此而言，太宗朝实乃转折时期。太宗其人，对于历史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