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计划在第二天，秦川就要到行政院去，将他的赈灾方案向行政院救灾委员会做个说明的。不想第二天刚起床，主动前来陪他共进早餐的的却是参谋厅的厅长林蔚中将。显然今天到行政院去做说明的事改期了，他今天要听林蔚的安排了。
还没吃饭前，林蔚现实告诉秦川一个震惊的消息：今早，就是在刚才，宋子文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了。
之前听过辛昕和他说起过与宋子文之间的默契，以及对山东的打算，秦川也一直把宋子文当成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同盟者。现在听到宋遇刺的消息，不禁大吃一惊。他很容易就联想到，宋的遇刺是否和自己有关。
不过林蔚告诉秦川，宋子文并未受伤，只是他的秘书唐某人被乱枪打死。现在判断，唐秘书和宋子文同乘一趟火车，且与宋子文一样，当天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戴着白色的遮阳帽，所以被误认误杀了。宋子文幸好没和他的秘书同在一节车厢，晚了一点下车，因此才幸免于难。现在宋子文已被上海的军警保护起来，暂时安全无虞了。
林蔚礼貌地告诉秦川，原定今天在行政院的方案说明会，因为宋副院长的缺席，可能会推迟几天。问秦川今明两天可否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去做一次讲座，和师生们交流一下冀南大胜的经验和感想。
心乱如麻的秦川当即告罪，说自己没有准备，再加上刚刚听闻宋部长遇刺这么件大事，心乱如麻，想今天告假一天，好好平静下心境。林蔚客气地允了，陪着秦川在酒店餐厅用过早餐，便告辞走了。分手时，两人约定明天到中央军校的时间和接送事宜。
林蔚一走，秦川就让冯钰联系了《北平评论报》驻南京的记者赵冕和覃楚鸣两人，到酒店碰头，他要询问一下最近南京的形势动态，以及宋遇刺的具体情况。这两人是辛昕安排在南京的驻地记者，背地里却是兼着新闻掮客和情报收集之责任。
两人接到冯钰的电话，放下手头正忙着的工作，连宋遇刺的新闻稿也不写了，就匆匆赶到酒店，来和秦川碰头。
秦川为了防止自己的房间里被人安放了窃听器，就拉着两人，在酒店的花园里找了个僻静的角落，让冯钰送来茶水，就开始打听南京近来的动态。
赵、覃两人都是冯庸按照秦川的要求，在北方的报社里私下征募的舆论战人员。他们本身就是有几年工作经验的老练记者，被短期培训后，就放到了南京当驻地记者。在冯庸那里已经领了好几个月的工作津贴以及工作经费了，领受的任务平时也不过就是把收集到的南京政府的各种动态交给报社，并按照冯庸或者辛昕的指示，向同行兜售一些特别的内部消息，出钱邀买同行写一些符合自己意思的文章，再安排登载发表而已。虽然拿了不少的津贴和经费，这几个月却也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也没引起别人的关注，在南京过的是相当的惬意。至于他们传回报社的新闻稿件之类的情报，自有冯庸安排人从报社取回，再由后台的分析人员加以分析，最后构成了比较初始的开源情报。
现在，赵、覃两人就坐在背后雇主的当面，心里是一阵紧张，很是拘谨。两人谨慎选择着用词，力求准确地向秦川汇报了闹了近半年的“宁粤对立”事件成因和动态。
现在在中国各处闹得纷纷攘攘的“宁粤对立”，实质上就是缘于孙中山对中国民主发展设想中，很主观地就给国民党赋予了国家民主政治母体的身份。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国名党要按阶段承担“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抚育养成国家民主制度的职责，想当然地要通过国民党**的努力和自觉，到最后实现还政于民的政治目标。
这种目标看似无私，但却极大地违背了人性和民主的构架原则。这种安排首先是建立在国民党**专制的前提下，先天就失去了竞争民主多元的本义。而从人性来说，不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党，一旦在权力的药水里浸泡久了，谁都会上瘾，到时候，谁都不会主动放弃权力、放弃权利带来的利益，做到毫不眷恋地把它还给别人。特别是没有竞争者，或者根本就不允许竞争者出现的情况下，更不会放弃权柄，甘当别人的治下之民。
蒋介石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军政时期”成长起来的军事强人，北伐以后，他个人独揽了党军武装主宰权。傍上了江浙财团，彻底摆脱了广东财政和党内那些广东派系的的束缚压制。现在拥兵自雄的他，当然就不想被党内的那帮子广东籍文官打着“训政”的幌子，剥夺了他手中的权力，搞那些把他排除在外的治政。反正他前些年是受够广东人的气啦，这什么“训政”也不是什么治国良策，不就是那小撮文人小集团搞一些于事不济、于民无益、于国不利的花花招数嘛！
在他看来，既然他掌握了军队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就有了实行党内独裁的可能，岂肯轻易向那帮广东佬低头。所以他在今年的2月份，就不以任何借口，把闹得最欢的国民党魁胡汉民扣押软禁起来。
这边引起了这几年大权旁落的广东帮汪精卫、孙科等人，立刻潜聚到广州，背靠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两股势力，另立了国民党政府，要与蒋介石争个高下。明面上的理由是两方对先总理“军政”和“训政”理念的分歧，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