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沈静芝就问沈福盛：“杜元伟在咱们大队插队多年，在此期间，想必他曾不止一次的回乡探亲过吧？那么他当时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呢？”
沈福盛的脸色隐隐有些发青：“他中间回去过两次，两次坐的都是火车！”
“那么，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杜元伟放着好好的火车不坐，非要舍近求远，费力巴拉的改乘汽车呢？抱歉，我想不出来，因为他这一行为着实令人费解。我不得不怀疑，怀疑这一处是捏造出来的，而且为何要如此捏造，我也能猜出几分来。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信上特意点出杜元伟是坐汽车出的事，是为了防止你们家深究。要知道，相比起火车事故，汽车事故更难查证，尤其是开往燕京的班次——每天全国各地开往燕京的火车都是有定数的，要是哪一班火车出了事故，有了伤亡，很轻易的就可以查证；汽车则不同，每天到底有多少班汽车开往燕京，很难说清，这其中又有多少班汽车出了事故，就更难说清了。因此，你们家收到了这封信之后，即便对信中内容产生怀疑，想要查证这起车祸是否属实，也很难查清，这样一来，杜元伟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顿了顿，沈静芝继续道：“这封信里面极有可能伪造的可不止这一处，还有这张死亡证明。说实话，我见识有限，活这么大，今天之前，从没见过死亡证明，不知道死亡证明的格式是怎样的，但是这张死亡证明……呵，一张泛黄的白纸上，就写着‘杜元伟同志因车祸死亡’——既没写杜元伟的出生日期，也没写他的死亡日期，更没写开具证明的日期，这也太不正规了吧？我有理由相信，这张死亡证明是伪造的。”
沈福盛身为大队书记，见过各种各样的证明，他和沈静芝的看法一致——这张死亡证明确有伪造之嫌。
此时的他几乎可以确信，杜元伟就是诈死。
但，他心中依旧存在些许疑惑：“那这死亡证明上面的公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沈静芝反问：“叔父，您也是常年与公章打交道的人，您觉得，私刻公章很难么？”
沈福盛实话实说：“难是不难，但是私刻公章可是大罪过，一般人谁敢这么做？”
“杜元伟能够哄堂姑嫁给他，能够哄堂姑将嫁妆交给他，能够背着您偷偷买到回城的名额，能够趁着您不在悄悄开溜……这一连串的操作，足以证明他很有心机，可不是一般人哪！他这样的人，为了摆脱乡下的妻儿，就设法私刻公章，很奇怪么？”沈静芝似笑非笑道，“您觉得，他不敢么？”
沈福盛咬牙切齿道：“怎么不敢？杜元伟那小子太敢了！”
沈福盛算是比较冷静自制的了，可现如今，他冷静自制不了了。
尤其是，当沈福盛听到隐隐约约传来的哭声——那是沈雅萍的哭声，毫无疑问，她正在为杜元伟的英年早逝而哭泣——深感自己受到了愚弄。
沈福盛终于忍不住破功了，大骂娘希匹，将杜元伟乃至于他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见此情形，沈静芝知道，沈福盛已经完全相信自己所说，正要展开忽悠大法，让他按照自己的思路走。
就在这时，陈桂芳匆匆赶了回来。
不回来不行啊，沈福盛骂的太大声，陈桂芳人在女儿房间里，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不光是陈桂芳，沈雅萍也听了个分明。
而她听了之后，哭得更伤心了。
看到妈妈哭了，年幼的杜宝新也跟着撕心裂肺的哭了起来。
女儿和外孙都快哭厥过去了，陈桂芳只得百般劝慰，可这娘儿俩哭的太伤心、太投入，她怎么劝都劝不好。
陈桂芳搞不定这娘儿俩，只好回来解决罪魁祸首——自家老头子。
陈桂芳皱眉看着沈福盛，满脸的不赞同：“老头子，我知道你对女婿有意见，可他人都死了……”
不等陈桂芳把话说完，沈福盛就怒气冲冲的打断她：“去他妈的‘人都死了’！死什么死？那小子还活得好好的，还活得滋润着呢！”
许是做梦都没想到会听到这样一番话，陈桂芳满脸的迷茫，双眼冒出了斗大的问号：“什、什么？老头子，大白天的，你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沈福盛就将沈静芝先前所说，一五一十的转述给了陈桂芳听。
贴心孝顺、善解人意的女婿为了摆脱女儿和外孙，居然诈死？
陈桂芳用了很久才消化这一消息，她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阿芝，你是在开玩笑对不对？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开玩笑？不，我是认真的。”沈静芝很无奈的看着陈桂芳，“您或许是觉得，我先前所说，都是我的一面之词，无法证实，不够有说服力。那行，我就再补充些情况，来佐证我的说法。”
说着，沈静芝就将三个月前，她偶遇杜元伟和钱丽娜时，偷听到的那番对话，梳理过后，复述了一遍——
杜元伟和钱丽娜不仅都来自于燕京，他俩的老家还靠在一起，位于同一条胡同。
因此，他俩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当年，钱丽娜下乡插队，原本组织安排她到永胜公社插队，可她不愿意，私下里和一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