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中兴了大唐的皇帝李适，随后竟突然产生了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七月二十一日，李适甚至下诏停止大臣在前殿奏事，诏曰：“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陈秦，宜延英门请对。”
意思就是大臣们不用来宣政殿报告事务了，有重要事情必须当面奏报就到延英殿大门登记，请求召见。
不少朝臣们听到这道圣旨，纷纷不明所以，还都以为皇帝骄傲自大，不理朝政，只顾享乐去了。
确实皇帝李适都当了二十多年的皇帝了，最近国家又喜讯连连，颇有中兴之象。
事实上，皇帝李适不上朝并不是贪图享乐去了，而是他要独揽大权、事事躬亲。甚至亲自选用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作为大唐帝国的皇帝李适肯定是日理万机，除了要处理国家大事，竟连底层官员都亲自任命。在李宁眼里，除了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么拼命外，就数他这位皇曾祖了。
你可能要问了，年过六十的他不会过度劳累，为何依旧乐此不疲？
原来李适选拔官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
在李宁前世的认知里，皇帝公然大肆卖官，收取贿赂的只有东汉灵帝和唐朝德宗两位奇葩了，他们卖官还都卖得花样别出。
东汉灵帝起码还把官职明码标价，价高者得。而李适则全凭喜好，毫无任何原则可言。
皇帝李适常常主动要求地方向他进贡各种贡品，还养了一大批宦官到各地担任监军。李适就暗中授意这些宦官直接向政府衙门公开索取贿赂，称为“宣索”。
贿赂过宦官的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所以有很多地方官都明里暗里的贿赂宦官。
李适经常举行各种宴会，各种祭祀，各种游猎，每次都有许多地方敬献钱财。此外还常常修筑城墙，扩建宫殿等手段从各地索要钱财。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皇帝李适甚至还专门搞出了各种收取贿赂的项目，他让天下各道各镇及各州各县都要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
不少朝臣都上书弹劾过此事，但皇帝李适根本不与理睬。他实在忍不了一些官员就贬了他的官，让其闭嘴。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宰相更换更是极其频繁，就是不听话就换，谁听话用谁。
为了美化卖官，李适将官员的贿赂称为“进奉”。各地节度使为了满足李适的贪欲，以“进奉”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剥削百姓。
开始各地节度使还只是每年进贡一次，称为年进，后来逐渐发展为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贞元末年甚至出现了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
这些珍稀贡品、钱财帛币自然全部都进了李适自己的小金库。他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李适现在独揽大权，架空宰相，当有职位空缺时自然优先考虑“进奉”之人，享受着金钱进账的快感。
此时的大唐确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都城长安已有盛唐时的繁华。
仅以长安此时的米价为例就能窥探一二。现在长安的米价也就四十文左右一斗。唐朝的一石约等于后世的59公斤，10斗为一石，一斗则是是5.9公斤，也就是11.8斤，约等于12斤。
这远比“安史之乱”时的米价：斗米7000文，便宜了175倍，比代宗时期的米价：斗米千钱，也便宜了25倍。
在不了解大唐物价的人大多会以为，唐朝斗米也就十三钱。十三钱的说法被很多人熟知。不过那是盛唐时期，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物价，根本没法和现在相比。
“安史之乱”导致物价飞涨，钱币大跌。民间私铸钱币之风盛行，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唐肃宗李亨继位后，一方面全力抗击安史叛乱，一方面着手稳定天下。
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物价，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铸造了乾元重宝当十钱，乾元二年（公元760年）又铸造了重轮乾元重宝当五十钱，这种钱虽然一时解决了物价飞赠，但很快由于贬值而淘汰了。
飞涨的物价逐渐下跌，到了现在已经很平稳，但相对盛唐时期还是增加了三倍多。
但此时的收入水平却比盛唐时期高了三倍不止。以一品官员的俸禄来看，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4年）的盛唐，一品官员的月俸料钱有31贯，而此时一品官员的俸禄以经高到了200贯，足足高了6倍多。
与初唐贞观初年斗米4钱，一品官员月俸料钱9.8贯相比，此时的物价也是很低的。虽然俸料钱与官员总俸禄的占比在唐朝是逐渐增加，但此时官员俸料钱占比六成左右，比之以前的四五成也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