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商议好开书铺的大事后就确定了这几日的分工。
纪逸、纪昆负责租赁书铺，装修整理之事；李振、李拙负责广收抄书、买卖书卷之事；李宁则在卢砧家中指导卢氏父子制作模勒刻板。
李宁想在年前这一绝佳时机将书铺开成，必须抓紧时间。所以他并未拿出活字印刷这等技术。只有先熟练掌握了雕版印刷的技艺，才能慢慢改进。
李宁一面派纪昆、卢槐去西市买来上好的枣树、槐树树干以及纸墨等工具，一面令李振模仿书法名家抄录他从宫内带出来的经书作为模印纸张。李宁今日出宫时就带了许多他收集的名家书籍，其中就包括老师赵宗儒亲自抄录的《九经》和其所赠的颜真卿手抄版《千字文》。
李宁还将大部分银钱交给纪逸、李拙，让他们去务本坊租赁书铺。
李宁叮嘱纪昆令匠人将枣树、槐树树干锯成一寸厚，割成长一尺五寸，宽一尺一寸，并打磨光滑。
刻碑是将写好的模印纸张平铺在石碑上，然后按照模印用刀向下刻划，所成文字是凹下的阴文。雕版刻印则不同，它是在木板上铺模印纸张，用刻刀去除文字外的部分，形成凸起的阳文。雕版刻印是根据阳文印章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卢砧不仅常年刻碑，还经营印章，对阳文雕刻也颇为熟悉。
时近午时，纪昆、卢槐才将取回十块刻板和所用工具。李宁先让卢砧在刻板四周凿除五分，然后划出一寸之方格，共十行列、十四列，当然模印纸张也是如此排列书写的。一寸一字看起来字体较大，原因是其作为练字模本，可展现书法之美，最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印刷清晰，防止糊墨。
刻字深度为两分，枣树、槐树木质坚硬，但不及石头，所以刻板比刻碑容易很多。卢砧这样经验丰富、常年刻碑的师傅，刻第一板时用了半个时辰，其子卢槐用了六刻钟。
卢砧雕好第一个刻模板后，李宁拿去实验。他先用毛刷沾墨汁涂在凸起字体表面，然后用纸覆在模勒之上，再用干净毛刷轻轻刷印，取下便成一张印刷之纸。
颜真卿手录、李振仿抄、卢砧雕刻，加上字型较大，呈现出的字体公正饱满、优美遒劲，远超平常作品。众人争相传阅，高兴异常。
不过李宁很坏发现了问题，《千字文》是练字模本，这种字形若推行到普通字数较多的书籍就不行了。于是他将普通书籍字体定为五分大小。
随后李宁命纪昆定制大量木板、招收雕版印刷的工匠批量制作，同时又安排李振找书学精通书法之学子这几日书写颜真卿、赵宗儒字体的《九经》。纪昆回来时只带了两名匠人，李振回来时倒带了五名书学学子。
随后李宁找到李振对他说：“振兄，小弟欲刻印阳冰先生所编之《草堂集》，为其扬名。”
李振听后立刻拜谢道：“贤弟高义，愚兄感激不尽。这就归家为你取来。”
李宁回道：“振兄客气了，不如我随你一同前去，大同坊甚近，正好拜会一番。”
于是李宁和李振一同往大同坊去取《草堂集》了，一个时辰四刻钟后二人才回永安坊卢砧家中。此时卢砧父子刚刻好8块《千字文》刻板不久。随着卢砧父子越刻越熟练，卢砧师傅两刻钟便刻成一板，卢槐四刻钟不到也能刻成一板。二人协力，才两个时辰便刻完了，颇为不易。
而纪昆也带着李宁那些表兄弟纪易、纪晏、纪昱、纪显等人，在两位印刷师傅印了颇多的纸张。这让李宁十分欣慰，还没高兴多久，李宁就看到了十来本制成的书卷。李宁只想着刻印《草堂集》之事了，竟忘了嘱咐纸张装帧之事。
其中一位匠人师傅以前做过书籍印刷装帧，他将印好的八张纸粘贴在卷轴底纸之上，拼接一起，成功制成了书卷。这也不怪他，谁让当时的书籍都是一卷一卷，如同画作。自纸张发明以来，纸质书籍便是仿照竹简的卷轴装。
此时，唐朝的书籍装帧方式已经有了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
书籍大多采用卷轴装，虽“揽之则舒，舍之则卷”极易舒展，但占用较多纸张，长时间使用也有不利。梵夹装、经折装均是僧人发明。梵夹装是在纸张同一位置打孔穿绳，上下有夹板可保护纸张。经折装是把纸张直接拼接折叠，使用更方便，但久折易断。旋风装是长纸作底，每叶右边无字之处依次向左粘在底纸上，其叶鳞次栉比、貌似龙鳞，又称龙鳞装。旋风装是卷轴装的改进版，可用于字数较多的书籍。
如今雕版技术尚未全面普及，书籍全为卷轴或经折形式，和李宁所知道的后世书籍完全不通。幸亏他前世对古代书籍装帧的历史有所了解。从卷轴装到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是逐渐发展完善的。蝴蝶装直到唐朝末期才出现的，所以李宁打算拿出蝴蝶装的技术。
他果断叫停了五名抄书的书学学子，并命他们在每叶纸的中央空出一寸两列不写，模板上也不做篆刻。那些已经抄好模印纸张并未遗弃，全都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