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哇失和伯答儿虽然不忿，但是面对比之自己资历和品秩皆低上一大截的贺惟贤毫无办法，只能是哀叹自己生不逢时。
怯薛军是蒙元前期的王牌部队，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等大汗的统帅下，怯薛军中自然是谁的弓箭技术好、谁的刀法好，谁就更有可能脱颖而出。而云都赤的就是蒙元大汗的带刀侍卫，只有刀法满级的高手才能充当，“四勇”之一的忽必来就是典型。
按照蒙元的规定“云都赤，乃侍卫之至亲近者……虽宰辅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不敢进”。也就是说只有云都赤在场时，蒙古大汗才会和大臣见面，可以在旁听大汗与臣僚、将领议事，但是他们的作用也仅限于此，并不能参与军机。
不过在成吉思汗时代，也正是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即便是大汗同样时时有被对手斩杀的危险，且还要面对内部人的威胁，云都赤作为贴身保镖，当然深受信任，也因为勇武会被提拔重用，充当带兵将领。而转折发生在忽必烈称帝立国号之后。
怯薛军逐步丢掉了野战功能，就连护卫权也被侍卫亲军分走了大半，变成了内廷权力机关，怯薛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伺候好大汗。而除了玩儿刀的云都赤外，大汗身边还有专司宽衣解带、管理衣物的速古尔赤，掌管文书的必赤、书写圣旨的扎里赤、传译的怯里马赤等等。
无论古今谁都愿意任用自己的身边人，不仅是了解底细，还因为日夜陪伴中有了感情。所以谁和大汗的关系近，谁就更受重用。和玩刀的傻大个云都赤相比，给大汗宽衣解带、管理衣物的速古尔赤参与朝会的次数更多，自然更了解大汗的心思，给大汗们当参谋的机会自然就多。
贺惟贤他爹就是因为担任速古儿赤而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当然其也是有些才能的，在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兼任了大汗的机要秘书，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速古尔赤们还不是元朝怯薛军中最掌实权的人，掌管文书的必赤、书写圣旨的扎里赤、传译的怯里马赤职权都在他们之上。
由于早年元朝皇帝们汉语水平有限，传译的怯里马赤也成了朝会上的重要人物，他们还负责把蒙古语的诏书翻译成汉语。我们见到的那种“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说的啥”的元朝诏书就是他们的作品。怯里马赤在元朝非常受尊重，忽必烈参拜孔子像时，就把孔夫子比作长生天的怯里马赤。
书写圣旨的扎里赤也手握实权，他们可以“圣旨，咱家给他写一张”，直接用怯薛的名义颁布旨意，这叫做“内传旨”。他们和必赤们经常联手瞒着元朝皇帝颁布旨意，涉及到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因此惹得这些家伙们不高兴，给你弄道假圣旨，就能让你家破人亡，怨都没处诉去。
必赤掌管文书，怯薛军变成了内廷权力机关后，他们也相当于明朝的司礼监公公。必赤的长官往往换一个身份就是元朝中书省的负责人，耶律楚材、镇海等人都是直接从必赤变成了中书高官官。他们还不时客串元朝御史台的官员，和怯里马赤成员一起构成了给事中的主力，等于把元朝的决策、监督、六部都掌握在手中。
所以此时拿刀的云都赤被四种同行挤在下面，成了怯薛军中的二等公民，哪怕刀法满级也毫无办法。总之，这个世界永远这样：你再能打，也混不过跟领导关系好的！而深知内情的玉哇失和伯答儿即便外放领兵，依然在贺惟贤面前不敢造次，哪怕气得要死也得憋着。至于上奏大汗评理更是不敢，弄不好大汗还没看到，一道内旨就已经先到了……
在定下奇袭宋军后方大营的作战计划后，主持此事的西路军达鲁花赤贺惟贤也开始忙碌起来。他首先与都帅土土哈送去书信，禀明了自己的设想，并强调了此战成功的意义所在，请求其批准。这其中既有其的无奈，也是聪明之处。
贺惟贤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的，知道大家供着他，不过是担心向大汗打小报告，却并非对自己敬服。其次他只有督查之权，并没有调兵的权力，否则就有擅权之嫌，因而必须得到主帅的认可。再者，他也明白打起仗来刀枪无眼，死人更是平常事，那些对自己心怀不满的军将对自己放冷箭、打闷棍也非不可能，届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可有了主帅的背书就不同了，诸将遵从的是主将的命令，而非他贺惟贤。且事有万一，一旦作战失利，总需有人承担责任，自己不过是遵令行事，事败就能将责任推给土土哈，自己最多只需承担督查不利的罪过，伤及不了自己的根本。
两地相距不远，书信送到归德府主帅处当日便可往返，土土哈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对于奇袭宋军后方大营的计划倒是并不反对。此外也心知惹不起这位内使，将其派到符离前线说是让其立功，其实也是变相将其支走，省的给自己找事情。
于是乎土土哈原则上批准了作战计划，但是也嘱咐此战事关重大，用兵需要谨慎，诸事要与众将多商议，定要判明敌情再行动，万不可鲁莽，以免被敌反杀。可贺惟贤却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未免生变，事不宜迟’为由调兵准备行动，为保证此战成功，他将亲临前线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