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蹉跎的岁月，恍惚的命运
岁月蹉跎，转瞬之间，便来到了 1984 年的清明节。杨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月季花似乎也带着几分羞涩。我与姓姜的正在检察院广场上忙碌地修理着花池。突然，一个触目惊心的声音打破了平静：“朱楠，你妈给你带来了包裹，……”一个中等身材，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面无表情的中年人。
当我接过他手中的蓝布袋。“妈呀”，像被电击了一下。脑中一片空白，喉咙猛的钻进了那该死的黄痰，“哈…，咔……，呸………呸呸”坏东西，黄痰飞溅到池中火红的月季花上。是幻觉，还是相似的人。甩甩脑袋，眨眨眼，睁眼再看一次，不错就是他！是同住一队，教我五年级的那个班主任，王老师。我恨大地为什么不裂开一条缝？我问命运怎么这样捉弄人？我恨你，1975年狼狈为奸，和“老天爷“串通一气，掐断我上学的路……“。
曾经在上初中的路上，你我对面相遇，我不站路边让道，也不礼貌的叫“老师好”，而是装着没有看见，仍然昂首挺胸的走在路中间，以示对其心中的不满。
王老师这个人文笔很好，人也很精明。在那动乱的时代，能与虎为伴；在这复燃的烈火中。又能华丽转身，足见他嗅觉之灵敏。可在爱情上，他又是很迟钝的人，四十岁了，还枯守空房。天助姻缘，公安局奈局长，四十多岁归国的侄女儿，看上了他，这难道是因祸得福吗？……。我不禁在心中暗自感叹命运的无常与不公。
“老师，谢谢你了”。我很尴尬的接过布袋，里面装着，南京那房东给的，洗得发白，浅蓝色的工作服，和一封牛皮信。姓姜的看出了我的窘态，自言自语的叹道：“老师、检察官、人生呀、苍天啦”。
那天，我看见“老师”在办公室，便拿着一封信走了进去：“老师，麻烦您把这个信递给我妈。”他立刻起身，关上了办公室的门，脸色阴沉，不悦地说道：“你怎么到办公室来了？什么信？放在那桌子上！”见他满脸不高兴，我赶忙放下信封，匆匆退出了办公室。
那时，公、检、法的办公区域与宿舍，连同看守所都位于同一个大院之中。一条长达三公里、呈十字形的杨树大道，将偌大的院子划分成了四个区域。十字形的前半部分矗立着公安局与检察院的办公楼。穿过那条横字形的杨树大道，便是法院的办公楼与宿舍。看守所那阴森的铁门，正对着十字形一竖的马路，隐匿在院子的最深处。当时的住房条件远不及现在，许多家属都居住在农村老家，这里只有宿舍与办公室。通常是 5 至 6 人共用一间屋子，摆放着上下床，依旧延续着军队的传统，被子都叠得如同豆腐块一般，虽然清贫却也整洁。奈局长的宿舍是个里外套间，位于宿舍群的最前排。宿舍的外套房兼具办公与接待的功能，屋内摆放着两个文件柜、一张木制办公桌、两个单人沙发，中间放置着一个茶几柜，相较于所长的办公室，少了几分气派，或许是因为这里主要作为宿舍兼私人办公接待场所的缘故吧。不过，每天的开水都会有看守所专人送来，而送水和打扫卫生，则是我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奈局长常常会把手枪遗忘在桌上，每次我擦拭桌子时，看到那把五四式手枪，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它，生怕不小心碰响了那手枪。
由于看守所犯人，源源不断的增加，已人满为患，又借调了县卫生学院新建的大楼，已公审的三百多犯人，分三天，转移至新学区。看守人员不够，招聘有关系的，兼或有过此职业的退役军人。当年人民公社时，曾在我乡工作过，现已退休的特派员杨干事，也在其中。我清楚的记得，5岁那年他摸着我的头说：“谁家的孩子，虎头虎脑的，真好看哟”，现在：我是真好看了，这也许是他拿枪的手摸我脑袋的罪过吧？
卫校新建的宿舍，住着干部和武警。三百号犯人只能住在教室、校礼堂或图书馆。礼堂很大就要分割，这时姓姜的和我就派上大用场了。我画图，放线，还和姓姜的一起砌墙。他斗大的字，认不得一个，是个睁眼瞎。他拿着图纸总是倒着看，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就教他横轴和竖轴，教他字母和数字标注的区别。不过他砌墙的的眼力劲很好。尤其是那个方柱，他不用沱螺掉线，从来都不扭腰挎屁股的，不象我砌墙的眼力不行，心里没有那个普，全靠沱螺。那天屋檐挂冰溜，我们俩没有干活，在教室内，看看壁上的抹灰，冻坏没有。“老姜，怎么你的眼力劲那么好，有什么诀窍吧？”
他说：“这个真还没有什么诀窍，主要是多练，象买油郎在铜钱孔中倒油一样，熟能生巧，你在这方面还没有经常的实战”。
我说：“那以后有用眼力的活，你就让我一个人干，你在旁边歇着”。
他说：“这么多人等着要住呢？能歇吧”。
“对，不能等，朱楠，看守所每天进来，成百上千的人，快把牢房挤破了”从身后传来一个70岁左右老者的声音。吓我一跳“是吗？怎么每天有成百上千的坏人？”杨干事淡淡的一笑说：“现在是运动，所以每天抓的人就多，你们两个非得来当这个运动员，瞎凑热闹的”。
是啊，回首往昔，那样的运动，如熊熊烈火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