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司其实是朝廷的一支特别部队。最早是宋太祖建立起来的，一直是军事化管理，军事化装备，跟枢密院所属的禁军及御林军并列的单独兵种：情报和皇帝特别卫队。但待遇却介于军队和政府官员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按地方官员定格定级定薪俸，但还享有军人津贴。同时，服退役时限上，凡是中高级官员，年龄达到五十五岁即可转任中央政府官员；低级官员和一般人员，达到三十五岁尚未升任中级官员的，必须转任中央或地方政府官员及公职人员；凡是皇城司人员，退出后一律由政府安排工作，不像禁军，有复员退伍之说。由此可见，皇城司的待遇也是独特的。现在御林军和禁军都归了太尉府，但皇城司依然是单独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从太宗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拥有两万多人，功能完备、人员优良、兵器装备先进的特别部队。
大宋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皇城司的建设发展，一直到向太后听政时期，还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和特殊的功能。只是到了徽宗执政，因为徽宗看不惯任忠义，而任忠义又觉得徽宗既然不拿皇城司当回事，就消极应付，以至于皇城司的地位、作用、能量和影响力不断下降。
而今，经过杨光华这一番运作和调整，犹如一堆干透了的木柴，被扔进了一只火苗，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皇城司的火烧起来了，全员积极性犹如燃爆了一般被激发出来。诏书发下去不到十天，杨光华接到来自皇城司的报告，其实就是情报和密报，就达到了六十多份，创造了皇城司历史同期新纪录。
在杨光华的休息室里，除了那张小床，就是一张小桌和两架书橱，其中一架专门存放皇城司的资料。几天功夫就收到了半橱子。收到的这些报告、情报、以及情况反映，大多是关于龙舟大赛和端午庙会筹备的一些情况，都是官员违背朝廷有关规定胡搞瞎搞，甚至违法的情况。
按照朝廷的规定，由朝廷拨付给各级地方官府的公用钱，也就是经费，基本分为两大块儿：一是办公经费，包括官府购买笔墨纸张，各种设备设施，还有支付给吏员的工资报酬等；第二块呢，就是用于救济赈灾、剿匪揖盗、审案办案、牢狱管理等。朝廷严格规定，决不允许官员贪墨侵吞和挪用，否则即为犯罪；另外也不允许官员之间互相馈赠，这也是法律性的规定。自太祖到哲宗，历朝都严格执行，极少松动过。
根据皇城司干办，也就是侦探报上来的材料，在龙舟大赛和端午庙会筹备期间，地方官员出现的违规违法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县乡摊派。摊派之后，县乡的官吏们就按城乡百姓人口数量，经济状况再摊派，并征集索要，凡是不服从或者反抗的，轻则被硬性搜刮粮食或家中财物以充抵，重则以“拒交朝廷公粮”为名，被抓捕送进县大牢。第二种情况，是强制性砍伐百姓的树木、搜刮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充抵。第三种也是最恶劣的，就是在所需费用数额的基础上加倍征收。而征收来的钱粮，除了向上级官府上交规定数额，其余由各级官府层层扒皮瓜分。这种做法表面上很难看得出来，因为他们分的不是朝廷的公用钱。可百姓呢？只能任人宰割忍气吞声。
而在京城，反应最突出的，是在筹备端午庙会的过程中，开封府的税务人员与朝廷的税务人员为争夺税源，增加税额发生摩擦，甚至打斗。而市易务通过向朝廷加两倍申请筹备费用，到手之后抽出一部分，直接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还有一部分直接送给蔡京本人，由蔡京的管家接收。这就跟街道司郑通判反映的情况，吻合起来了。
另外呢，有一份材料引起了杨光华的特别注意：皇城司的侦探们在侦查的过程中，查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梁师成有一只队伍，这支队伍的人员不多，但非常精干，多数是宦官，同时招收了一批有武功、文凭最低是举人的人员。经由皇城司的人收买这只队伍中的一个中级官员以后得知，他们的任务跟皇城司人员的任务基本差不多，目标都是为皇上效力，但人员远没有皇城司多，专门侦测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对皇上、对朝廷不满者一些议论、行为。由此杨光华知道，梁师成的这些人的部队就是皇上的私人部队，之前他已经听说过，只是没有引起重视。也就是说，事实上徽宗已经拥有两支私人部队。而徽宗只所以这样做，看来也是出于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目的，诚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也。这种情况，史上并不罕见。但杨光华却不想在自己的身旁，还有另外一双眼睛盯着自己。所以，必要的时候，把两支部队整合起来才是正道。当然，暂时不行。暂时还不能让徽宗和梁师成知道，自己已经知晓他们有一支特别部队。现在，他皇城寺的部队在朝廷、特别是在皇上和梁师成看来，是公开的明的，而梁师成的部队是隐蔽的暗的。看来，应该发挥梁师成这支部队的作用，使其跟自己的皇城司遥相呼应，发挥协同效应。因此他就告诉郑刚，让郑刚对京城的侦探人员交代清楚，只可了解和掌握梁师成部队的动态和情况，不得干扰他们有关的活动。对他们的活动情况，要及时搜集上报杨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