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不但没有向前发展，还出现了倒退。原来北京有多少个电影院、戏院？现在又有多少？原来能有多个电影、多个戏看，现在能看到几个？原来北海、景山咱们都能进去玩，现在能吗？原来公园有茶座，能坐着喝壶茶，现在呢，退化为站着喝大碗茶了！原来喝啤酒一律给玻璃杯，现在呢？给粗瓷碗！原来汽车、电车上给老人小孩孕妇让座是平常的事儿，现在呢？有的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照样不让！原来吃酸奶撂下两毛钱就能吃，现在得先交五毛钱押金！原来订下牛奶给你送到家门口，装进小木箱，现在得天不亮跑老远去排队领！……同志们，这都是为什么？都是因为《文汇报》的那几个黑后台，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许咱们过好日子！他们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就为了这样一段话，他被关押了九个多月，进去就遭到毒打，因为他也姓邓，所以打得格外厉害。最后他脊椎被打坏，造成了现在双腿瘫痪。
我和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告别时，几乎已经成了莫逆之交。
他架着双拐把我送到门口，用下巴点着狭窄的胡同和陈旧的灰瓦平房对我说：“不能让这一切再这么落后下去！咱们应当有更美好的生活！我为什么想说说心里话，想踏踏实实做点事，为的就是这个……”
他眼里闪着晶莹的光。停了停，他又说：“党中央好，咱们有希望了。可喝啤酒暂时还得用粗瓷碗，真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不那么容易，该做的事很多……咱们都好好干吧！”
回到家，我把见到的人形容给爱人听。我并不讳言他的缺点，比如性格不够开朗，哲学知识还不够融会贯通，说话时常常啃手指甲，但他肯定是一个思想高尚、敢于为真理而牺牲的青年。是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而完美的苍蝇只不过是苍蝇——小邓这样一位青年，胜过一整打小节无疵，但就是不敢讲真话，不敢对祖国未来负责的庸人；何况小邓他们还会不断成长、前进……
被释放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我通过小邓帮忙，几乎找遍了每一位志士，但是，我没能找到他；我把他的形象讲给他们听，甚至请他们到我家观看接近完成的塑像，他们都说似乎见到过这位英雄，但又无法落实他究竟是谁、究竟能在哪儿找到他。
我常常半夜、半夜地修改着他的塑像，我觉得我们结识的这些新朋友的身上，都有他的影子，包括外形同他迥异的小邓，也向我提供了他的某些气质。
爱人帮助我分析，既然被捕入狱的人里没有他，那么，那晚他一定也冲出了包围圈，我应当换个角度，再从未被捕的*****参加者中去寻找他。
一个春雨淅沥的星期天，我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据说某出版社有位编辑，在“四五”那天，曾在灯柱边有一桩感人的事迹；告诉我这线索的人语焉不详，因为他也是辗转听说。
星期一上午，我打着雨伞，找到了出版社，果然有这么一位编辑，但那绝不是他，因为站在我面前是位身材苗条、皮肤微黑、足蹬雨靴的年轻姑娘。她正为一篇什么稿件同别的编辑同志冲动地争论着，很忙，听到我发出的“找唐编辑”的声音，这才转过身来，盯了我一眼，大声地问：“找我？送稿子来的吗？”
我犹犹豫豫地说：“不……我找一位姓唐的男同志……”
“没有。”她干脆利落地说：“全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姓唐。”
说完，她就打算扭回身，继续同刚才的争论对象接着争论。我忍不住叹了口气。也许是我叹得太重了，引起她的好奇，她在欲扭未扭之际，忽然又稳住身子，瞪着我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便把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说了。说到我那未完成的塑像，我不禁激动起来。
她和同屋的编辑们都睁大眼睛听我讲述一切。我刚说完，原来同她争论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志便指着她说：“你也不算白来。她确实有段灯柱下的事迹！”
她却把手使劲一摆，皱着眉头，甩着嗓门对那位男同志说：“算啦！我那算什么事迹！”
我诚恳地表示，为了塑造好他的光辉形象，我要广泛地汲取滋养，所以最好也能听听唐编辑的事迹。
她的两位同事便开口对我讲述起来。她不劝阻了，“乓”的一声搬一把椅子，放到我身旁，我也就坐下了。
她的同事们告诉我，事情是这样的：四月五日清晨，她来到**广场，发现在一根灯柱下“执行任务”的便衣，是她的一个表弟，便愤慨地走过去对他说：“你听见‘还我战友，还我花圈’的呼声，就一点也不动心吗？你看着我的眼睛，你看着！告诉你，要么，你们俩（当时，她表弟身旁还有另外一个便衣）把我逮走；要不，你们俩就下个决心，站在大伙一边，甭干坏事！”后来，他表弟和那个同事果然想方设法把自己调换到广场之外，终于没有作恶；她呢，待他们走后，便在灯柱上贴出了三首悼念周总理、抗议收花圈的《浪淘沙》……
“你知道吗，”戴眼镜的男同志讲完补充说，“前几天我们为了准备编辑《**诗抄》，去公安局搜集材料，他们给我们看了不少当时作为‘现反’材料的相片，其中就有她贴在灯柱上的那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