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显得保守。我以为起码还得“病休”上一年，才有可能到市公安局门口晒晒太阳，没想到仅仅半年以后便云开雾散。
“我恢复了上班，在宣传科里又成了个忙人；我和爱人一块大摇大摆地去逛王府井；我对每一位来家的客人，无论生熟，都乐于揭开盖在未完成的塑像上的白布，请他们代拟除了《架线工》以外的任何恰当题目……”
我开始积极地寻找他。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时许，我徘徊在**广场的木板墙边。因为纪念堂正在动工，所以出现了这样一道木板墙。木板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还有童怀周编辑、油印的《革命诗抄》。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为打倒“***”后能畅快地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感到欣慰，又为*****未得平反和***同志未能恢复工作而感到焦急、充满期待。
我不仅仔细地每一份贴出的文字，而且，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仔细观察着前来这里的第一个小伙子——我想，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会到这里来。啊，这些小伙子们，他们的面容多么严肃，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他们那火热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颗拴系着祖国、民族命运的红心……当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些平凡的，乃至于有明显弱点和缺点的人。有的脸上长有粉刺；有的曾为很无谓的事情同别人吵过架，脖子上的筋胀起老高；有的至今写一篇千字文还总要出十来个错别字；有的早上爱睡懒觉；有的在电影院里偷偷吸烟；有的总爱不合时宜地对别人开玩笑……但是在这**广场，面对着与整个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场面，大家的心弦共鸣了，步伐趋向一致了；青年人自觉地摆脱了庸俗和浅薄，诚挚地思考着历史提到他们面前的艰深而复杂的问题……我望着他们，一个个检验着他们，虽然我没能找到他，但我不应当失望，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当一个人为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的时候，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扬，其神态也总能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端庄肃穆的光彩，令人产生美感，令人愿意亲近……我要摄取这诸多小伙子的共同神髓，赋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
我没有等到他，却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消息。在广场东侧的马克思像下，一位熟人告诉我，因*****而被捕的青年中，已有一些人获得了释放。他告诉了我一位被释放的小伙子的姓名住址，据说，这位小伙子正是因为公开演讲被捕的。
我想，这应该就是他。我气喘吁吁地按地址找到了那条名称古怪的小胡同，这条胡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仍是硬邦邦的黑土地面；我迈进了一个古老的小院，同北京无数的小院一样，由于十八年来建筑业处于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谅的状况，人们只好“自力更生”，到处是蘑菇般的自盖小屋；全院起码有七八家人，却仍然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我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小西屋的门开了，有声音请我进去。
我一眼就看出那不是他。我面前的小伙子尽管年龄上同他差不多，大约有二十三四岁，相貌却完全不同：头发蓬松，鬓角留得很长，穿着颇为讲究……但架着一对木拐。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显得疏懒和慵倦，完全没有我预先臆测中的那种雄姿英态。
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我不免问他：“你是为什么被捕的呢？”
他淡淡地说：“他们说我发表了反动演说。其实，我不过是大声议论了一阵。”
他似乎没有兴趣重述那些议论。我也就暂且不问。我环顾着他家的小屋，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样子，简朴而整洁。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我妈。她是个会计。她有冠心病，身体不好。”
“你被捕以后，她一个人可怎么生活呢？”我不禁同情地问。
没想到，他反而微笑了，精神一振地说：“怎么生活？从某些方面看，她生活得要比以前还好！因为，自从我被捕的第二天起，我们单位就不断有人来，有的留下一捆芹菜，有的撂下两个果子面包，有的来了就抢着洗衣服；还有一天，来了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姑娘把妈妈拉去逛天坛，等妈妈回到家，屋子整个重新糊了顶棚，喷了墙壁，样样东西都掸过、擦过，炉子上的铁壶也用去污粉擦得锃亮；在北墙上，还挂上了一张新的周总理像，是挺少见的一个镜头：跟陈老总、贺老总在一起参观展览，胳膊抱在胸前，笑着……妈妈望着这一切，先是微笑，然后就坐在床上，哭了……”
我望着那张仍旧挂在北墙上的照片。我也想笑，我也想哭。平凡的人，平凡的事。但平凡的人在推动着历史，平凡的事反映着人心的背向。
看来，我不应当执拗地把眼前这样的青年当作超人的英雄去看待，那样，我反而会求全责备，反而不能发现他们心灵中最美丽、最高尚的东西。
我改变了采访式的态度，同他闲聊起来，像面对着火车上恰好坐在对面的旅伴，像面对着新结识的朋友。
他终于告诉了我，他在**广场的演讲的全部内容；那据以定罪的核心部分不过是这样一段话：“我们就是要周总理宣布的那四个现代化！大伙想想吧，今天我们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