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奴婢做什么，陛下要给封个诰命吗？”
“嗯。”
杨婉笑了笑，“可是我不想要。”
“为什么。”
“因为我只想做陛下的姨母，虽然受宫规约束，自称奴婢，但是在我心里，陛下是我最心疼的晚辈，能与陛下这样相处，觉得很自在。陛下知道吗？没有以前那么怕您了。”
易琅松开杨婉的手，“姨母以前怕，是因为我罚你跪，杖责厂臣吗？”
“不是。”
杨婉伸手理好他被风吹乱的衣领，“是因为姨母那时候不太懂你。”
她说完，将手叠放在膝上，抬头望向易琅，“们都需要相处，才能理解周围人的内心。”
“懂。”
易琅低头看着杨婉，忽然正声道：“帮厂臣。”
杨婉道：“他犯的是死罪。”
易琅摇了摇头，“司法道上除了《大明律》，还有君王的良心。”
杨婉一怔，“这句话是谁教给你的。”
“厂臣。”
说完转身道：“去听阁臣奏事了，你就在次间坐着，御医来看过之后，你让他暂候，过来亲自问。”
他一面说一面朝前面的明间走，走了几步又回头道：“姨母你不得再难过，听到没有。”
“听到了。”
**
她不光听到了易琅的话，她还听到了与历史相反的声音。
但她并不确定，这是因她而逆转的声音，还是原音即如此。
易琅写给邓瑛的《百罪录》当中并没有伪造遗诏这一条罪名，事实上，连伪司礼监伪造遗诏的这一段史实都没有。何怡贤被处置的罪名是贪墨国财，真正让邓瑛遭受凌迟酷刑的罪名是‘谋害宗亲’。这条罪名极其刻意，刻意到后世甚至找不到史实与它印证，只能从皇次子之死，去侧面
猜测。
《明史》上记载，皇次子死于遗诏颁行之前，然而此时至遗诏颁行，皇次子并未病故。
《明史》上这一段错漏记载所对应的正是三司会审的时段，这并是历史上邓瑛的死劫。
但是，如果这不是邓瑛的死劫，那么最后的死即劫在哪里？
杨婉想到此处，背后不禁生起一阵恶寒。
白焕赠棺，杨伦留书。
这两个史实皆不见于《明史》。
但他们确实认可了邓瑛。
或许当时根本就不止他们认可邓瑛，易琅，齐淮阳，白玉阳，还有众阁臣，以及所有参与过金台大议的官员，甚至内廷中的陈桦和宋云轻，滁山和湖澹两个书院的学生……所有人都不傻，所有人最后都逐渐明白了过来，那个站在文臣和宦官之间的人，究竟在做什么。
可为何他最后还是被凌迟了整整三日？
刑场之下站立的众人，没有一个人替他喊冤吗？
为什么当年留不下一点为他申述文字，为什么最后要把他的人生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
杨婉闭上眼睛，想起了她在师姐的手记里看到的那一段文字。
“当时的皇帝，也只是把这个人的身体当成了一个有罪的符号，用极刑向世人宣告，他对阉党的态度，明示宦官团体的卑贱，昭示皇权对宫廷奴婢的绝对控制。他们在宫城的门前处死邓瑛的时候，或许没有一个人想得起，这个惨死的阉人，曾是这座皇城的建造者。”
有罪的符号，对阉党的态度，绝对控制。
杨婉想着这些词，心肺上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这一段没有写进严肃学术论文中的文字，似乎反而切中了邓瑛命运的要害。
杨婉摁住自己的胸口，扶椅坐下。
她的手触碰到了她长年随身的笔记，她索性将它取了出来，摊翻于膝。
这本笔记，她写了三年。
之前那本《邓瑛传》耗费了她将近十年的青春，其间她不断地修正史料的对应，斟酌言辞，可谓呕心沥血。而这本笔记，相比之下就像一本零碎的流水账，其中夹杂着她对这个时代，尚未成熟的看法，即便如此，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它记录了邓瑛刑余之后的三年时光，记录了纤细优雅的内廷生活，也贞宁末年，复杂的官场倾轧，惨烈政治的实相。对比《邓瑛传》的内容，杨婉大部分的考证都是对的，但是她没有看到贞宁年间的人心。她原本以为众人愚昧，不识邓瑛之贤，可此时看来，人心未必愚昧。
历史唯物主义曾不欺杨婉。
这并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的问题，一切皆有其必然性。
“好难呀邓瑛。”
杨婉看着自己画给邓瑛的人像，自言道；“以前以为出版《邓瑛传》已经够难了，没想到，写这本笔记比做学术还难。”
作者有话要说： （1）此处参考了嘉靖帝的遗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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