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膨胀的皇权，强调道统高于政统的“天真”行为。哪一样不是有着很多复杂繁琐，不可言说的历史原因？
就好像，明明古华夏的封建王朝在唐代就达到了高峰时期，但是偏偏它没有顺应历史朝流走向幕后，反而是死死的压住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让其无法顺利发展成长起来一样。人性的复杂，儒家的强权，让这片土地上的封建制度就好似一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太子妃的心里头升起隐隐约约的不安急躁，太子殿下那里却是真真切切的火-药味儿十足。
他此刻，正和死命压制自己急欲喷发的怒火的康熙皇帝，剑拨弩张的沉默对峙着，父子二人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做事风格，谁都不想让步妥协分毫。
一阵清风顺着半开的窗户偷偷的吹进来，吹动了御案上那本，太子殿下今儿中午亲自书写的出阁讲学方案，刚劲有力的笔迹，清晰工整的写着改善方案之其三，让参与的人员都可以和皇上或太子一样，安坐着听讲官讲学。
过了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不言不语，端坐着一动不动的少年太子，数着自家皇阿玛今儿转圈圈的圈数，听着他越来越急促沉重的呼吸声，脚步声，终于还是心软了。
站起身来走到御书房的外间，把一直在火炉上保温的奶茶壶提了进来自己倒了一大杯奶-子茶，又把奶茶壶轻轻的放回去，再回来坐下来细细的品啜了一会儿，御茶房刚刚研制出来的这个新口味后，他首先开口打破了御书房这份死寂的沉默。
“皇阿玛您先别急，先听儿臣解释。”少年太子的语气真挚，神色诚恳。
可是心里面怒气翻涌的康熙皇帝，虽然停止了他躁动不安的转圈圈行为，却并没有因为宝贝儿子的心软表现而妥协，瞪着一双凌厉无比的狭长丹凤眼，属于帝王的威势尽数倾泻而来，直直的朝胤礽汹涌扑来。
胤礽看着自家皇阿玛好似困兽一样，死命压制自己就怕露出爪子伤害到他的形状，心里头更软了，放慢了语速，继续说道：“儿臣知道，自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经筵讲学的礼仪规矩，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
“可是儿臣却想着，宋初的时候，沿袭汉唐制度，讲官的礼仪和他们的身份剥离开来，皇帝正襟危坐，侍奉的大臣们也安坐，轮到谁进讲，谁就自由站立或者安坐，自行搭配肢体语言的模式。
“儿臣认为，不管讲官在平时是多么卑微的身份，只要在他们给皇帝讲学的时候，言之有物，有理有据，让皇帝切实的可以学到新知识，于国于民有益处，那就有资格安坐。不是因为他们有没有一个“帝师”的名头。”
古华夏的公元1068年，宋朝神宗皇帝在位，韩维等大臣主张皇帝应该给讲臣们赐座，让他们能够舒舒服服的讲学。龚鼎臣等大臣则认为，讲臣们不过是讲解前人的学说，没有帝师的资格，“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
因大臣们意见达不成一致，神宗皇帝就去询问曾公亮大人，曾公亮大人直言相劝，经筵应该遵守宋初和汉唐的礼仪制度。但是当神宗皇帝听从大臣们的意见，赏赐王安石大人坐着讲经的时候，心怀忐忑，心里明镜的王安石大人并不敢坐。
因为汉唐和宋初的讲官们是理所当然，大大方方的做下来，而皇权发展到了神宗时期，却变成了“赐座”。自幼就有神童之名的王安石大人，当然明白这里面的不同。
从此以后，臣子们跪着听讲也就成了经筵的固有模式。到了前朝，经筵礼仪发展的更加严密，尊卑分明，皇帝御驾文华殿，所有的大臣都要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大礼。
鸿肿寺官员在御座之前和讲官的前面各自摆放一张书案。赞礼官呼唱之后，身穿红袍的讲官和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讲官叩头行礼后，展书官就“跪着膝行”接近皇帝的书案，轻轻的打开皇帝御用的书本讲义，用鎏金小铜尺压平，不敢发出一点儿声响。
胤礽对此很是无法理解，皇帝自己没有手吗？自己不会翻书吗？这些“礼仪”的意义何在？就算是为了安全起见，也不需要如此谨小慎微的防范？汉唐那么多皇帝，有谁是在举行经筵的时候被刺杀身亡的吗？
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帝王们大多荒于学习。他们被朝臣死谏，捏着鼻子召开经筵后，安耐不住心里的不满，就开始凌-辱讲臣。讲臣们的地位慢慢变的连奴仆宫人都不如，卑微低贱之处，就好像是宫里头不受宠的说书艺人，尊严全无。
公元1450年的经筵上，当朝皇帝让太监们在文华殿的地砖上洒满了金钱铜币，然后命令讲官跪着一个一个捡起来，美其名曰恩典。
他只要一想到，前朝那么多赤胆忠心的仁人志士，为了心里的理想抱负；为了渐渐衰退的国家；为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老百姓们，强忍着皇帝给予的凌-辱，还是天天冒死劝说皇上经常召开经筵，心里头就激愤难平。
他们是那么迫切的，想让他们身居九重深宫，“何不食肉糜”的帝王储君，能够日不间断的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潜移默化的增进品行学问。
只因为他们信奉“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