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建校不久，老师来自大学，学问是没得说，但在教学方法上，有的老师不太适应中学教育。我们这些中学生又被手把手地教惯了，也接受不了大学老师的教育方法。一时间有些同学就挑剔开了，一会儿议论俄语老师上课脱鞋----这是位朝鲜族女教师，她喜欢在讲台后面把脚从船型鞋中脱出来；一会儿又嫌物理老师是福建人，口音太重听不懂；对数学老师的不修边幅也多有微词，甚至表现出不尊重的态度。一些同学不好好听课，成绩受了影响，却一味地抱怨老师。对此，我不以为然。 我觉得同样的学校，同样的老师，为什么有成绩差的，也总有成绩出众的呢？还是老话说得对：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何况你说老师水平不高，你还没把老师这点“不高的水平”掌握到手呢，有什么理由去提出更高的水平要求!如今，许多家长为孩子花高价，千方百计挤进名校，请家教，买计算机，其实，孩子自己不学，没有主观能动性，家长想再多办法也没用。一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往往起码的学习条件都不能保证，却照样人才辈出，就是这个道理。苏联作家高尔基，中国作家高玉宝就是人皆共知的典范。你想让你的孩子学有所长吗？那就让他(她)从小(!)养成“我要读书”的好习惯！捷径就在这里! 我不理会那些无稽的议论，照样在老师们的引导下，滋滋有味地在知识的大海里贪婪地吸吮，书本里的不够我读，又跑到学校附近的五道口新华书店去看书，学生的钱是有限的，不可能喜欢的书都买，我就一站一下午，在书店里捧著书如饥似渴地看。至于附中，大学的图书馆更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记得我写过一篇作文，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可以不受限制地日以继夜地以书籍为伴。 除了语文，我还偏爱数学。我对数学的逻辑推理，由繁到简的层层推导很有兴趣，乐此不疲。每当破解了一道复杂的题目，我都会感到由衷的轻松快慰，而且仍然保留着初中那股不仅要求解，还喜欢找到最佳解题方法的爱好。记得我家有两本解放前的几何和代数的课本，我那时特别偏爱这两门课，把它们带到学校，把所有的习题做了个遍。我买了不少数学题解之类的书，狂做习题，以至有时一道题出来，不经演算，大体都能估计出结果。这不是吹的。有一次，代数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解高次方程的题，一连几个同学都答不上来，我心里估算应该是X=1，也就是说公因式是(Ｘ-１)，但我不喜欢出风头。老师的目光盯上了我，把我叫了起来，结果我的答案是对的，老师非常高兴。 我们的物理老师也非常有意思，他是福建人，长得胖胖的，讲起课来身体前倾，一颗大脑袋摇来点去，最令人难忘的是，在讲到牛顿定律时，他指着黑板上画的力的分解图，拖长了声调说：老牛拉着个破车…，他那滑稽模样，加上南方怪腔，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力的分解也就轻轻松松地记住了。 高一的班主任李慕贞老师，这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广东藉老师。想不到她在大学里曾是体操运动员，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健将呢！还有那位美丽开朗的李淑媛老师，她说起俄语甜美流畅，挥起羽毛球拍又是那么潇洒飘逸，神采飞扬。 我更怀念教了我们两年的代数老师黄禹臬，这是位颇有学究气的男老师，宽宽的额头，戴一付黑框宽边眼镜，教学态度严谨，对同学们的答疑，他从来不厌其烦，反而很欣赏我们的刨根问底。 高一的我，一头钻进了各门功课中，有点业余时间，还喜欢看历史人物传记，知识就是力量等刊物，忙得全班同学的名字都没来得及记清楚，准确地说应该是没想去记清楚。 可是住校生活毕竟和在家中生活不同，每天晚上熄灯以后，一下子睡不着，寝室里的女同学就会叽叽喳喳地闲聊起来。她们常常会议论一个名叫高学仁的男生，一会儿说他整蛊团支书，把一盆水放在寝室门上，团支书回来一推门被浇了个落汤鸡。一会儿又在团支书的被子里放了什么东西，把他吓了一跳。她们说得津津有味，我也觉得怪好玩儿的。是啊，我们班的团支书是有些烦人，我上高中刚满十五岁，到了争取加入共青团的年龄，写了入团申请书，团支书自然要和我们这些要求进步的同学谈话，这人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说起话来却罗哩囉嗦，还总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好像他有多么了不起。他还有个死读书，读死书的毛病，有一阵我和他同桌，一上自习课，他就的哩嘟噜背个没完，搞得自己满嘴起沫。看到他那个样子，使我想起一本苏联小说中外号叫湿唇儿的男孩。过些日子，同屋的女生又议论高学仁如何高傲，凡人不理。我听了心想，真是有毛病，他不理你，你不会不理他，要是我，才不希罕理他呢！高一我担任班上的生活委员，负责卖饭票之类生活管理的事。我发现高学仁很能吃，总要来买机动饭票，但他确实和别的同学不一样，每次来买饭票，总是头都不抬，买完转身就走，真是怪人!不过我也想不了那么多，这算什么呀，我要想的事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