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母下岗后，养活一家三口的重担就落在李父一人身上，李父感觉肩上责任好比如来佛祖贴的压帖，重似千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到：“人类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
李父单位的领导们都热衷于仕途，对经济不在行，他们擅长节流，无力开源。企业改制之后，各大企业的领导们仿佛都变成了卖鱿鱼串的小贩，时刻都在想着怎么炒员工鱿鱼。
所谓“工字不出头”，李父做了十几年工人，始终自由得一无所有。职场里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可是每个人的个头都差不多，想要出人头地就得把别人踩在脚下。要想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就必须有“抽烟、喝酒、拍马、吹牛”职场四大技能，现而今像李父这样不吸烟不喝酒不拍马不吹牛的男人已经不多了，因为大都被淘汰掉了。
中国人的每个饭局上都有酒，就好比塔利班的每个恐怖分子手里都有一把AK-47。李父以前赴饭局，光吃菜不喝酒，但架不住别人劝酒，于是他干脆就不参与单位的应酬。
李父单位的领导就好比大型肉食动物，眼里根本看不见他这种小昆虫。他眼看自己的饭碗也朝不保夕，于是干脆主动炒了领导——此事他常引以为豪，每当提起此事他就哼起了那首经典红色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于繁华时求淡然，可是李父淡然久了，还是很想念繁华。他在亲友帮助下开了个选煤厂，觉得命运终于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竖捺的家乡盛产煤矿，开矿使这里成为了“十里煤场”。靠山吃山，靠煤吃煤。改革开放以后，市场解冻了，当地有胆子大的人开了第一家选煤厂，生意红火，惹得很多人眼红。
第一个成功下海的人，就好比第一个成功飞越黄河的人，往往能吸引很多人跃跃欲试，久而久之这一带选煤厂林立。李父也学西施的邻居效颦，本就效得不像，奈何又效得太晚，新开的选煤厂没什么竞争优势，苟延残喘地在夹缝中生存。
李父做生意无方，生意没有生钱只生出一堆债来。一个客户压了选煤厂一大笔货款迟迟不还。俗话说：站着借钱，跪着讨债。如今欠债的是大爷，北京人骂人常骂“你大爷”，好像别人都欠他们债似的。负债越多，“大爷”们反而越不在乎。选煤厂周转不灵，李父数次上门讨债，每次都吃这位“大爷”的闭门羹。
后来李父数次上门要账，那位欠债的“大爷”不堪其扰，只带金银细软举家跑路了，他只拿到一批书抵债。这批书据说是清末被太平军焚毁的文汇阁藏书中幸存的残部，被有心人藏在一个寺院的墙壁里，后来墙壁坍塌，书被人发掘，可惜书的价值却没被发掘。
这“鲁壁出书”的事件没有像考古大发现一样引起轰动，因为这年头书这东西不像出土文物，越旧越不值钱。
这些书像敦煌文献一样被贱卖了，这些书几经转手，都作抵债之用，最后到了李父手中，可见债比钱流通更快。还好考据学派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不然考据学派的学者们看到这些古籍善本恐怕要垂涎三尺了。
有书就得有书房，可惜李家房子太小，只有两间瓦房。本就没有多余空间拿来作书房，可是得了这批书总要有个放置的地方，后来李父把书堆放在自家粮仓里。
他在李母面前夸耀自己这个创举：“粮仓和书房两用，等同于精神和物质一起文明。物质食粮是精神食粮的载体，精神食粮是物质食粮的升华，精神食粮要靠物质食粮的补充而补充，物质食粮是为了维持精神和肉体不至于涣散”。李父绞尽脑汁辩证了精神和物质的逻辑关系，精神和肉体几近涣散，肚腩也发出了抗议。
李母不擅长哲学思辨，听到一大堆“物质”、“精神”的，头大了一圈，李母的哲学很简单，只是稀里糊涂地活着。
李家书房很简陋，犹如梁实秋之“雅舍”， 只有一桌、一椅、一灯、一书橱而已，完全配得上“简陋”二字。
李父假充文人久了，染上了文人的精神洁癖，像法国文豪福楼拜一样，讨厌使用无实用价值的古董来装饰屋子，其实李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古董，李父追认的祖先李商隐，没做过大官，薪俸微薄，自然也没留下什么值钱的古董。
他还给书房起了个名字——兰芷斋，为彰显才情，他还特意指出“兰芷”二字出自《楚辞》。大凡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人，偶尔想出个什么典故来就时常炫耀，因为一个人越缺什么往往就越炫耀什么。
李父取完名后在李母面前拽文：“看到‘兰芷斋’这个名字，就仿佛闻到兰花淡淡的幽香”。
李母泼冷水：“为什么我看到‘兰芷斋’这个名字，闻不到兰芷的香味，只闻到了烂纸的霉味”。李母下岗后，看事物比较消极，越发变得像消防车上的喷水管，有泼冷水的功能。李父在兰芷斋中呆久了，渐渐被熏陶出书卷味，可惜是书卷的霉味。
李父绞尽脑汁想出的“兰芷斋”转眼就变成了“烂纸斋”。他苦无知音，叹道：“糟糠之妻，有辱斯文”。其实“斯文”这个词语自从诞生之后常常在文学作品里被“辱”，什么“斯文败类”、“斯文扫地”、“假充斯文”诸如此类。可见“斯文”被“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