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各地也没多少兵力可调动。有些地方已经调过九次兵援辽了。再调下去，当地巡抚别说维持秩序了，搞不好连自己内裤都要被乡民扒了。
长期以来，大夏帝国之所以调客兵入辽，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希望以兵力上的绝对占优，尽快结束战争，最好是两年内。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是最烧钱的。大夏帝国的想法不错，但明显低估了努尔哈赤的实力。
二是熊廷弼一派认为辽人更倾向大金，不可用。这派说法也是有依据的。比如辽人出身的李永芳在抚顺之战中便献城投降，后来率一万辽人跟随努尔哈赤进攻大夏。
为什么有一部分辽人甘为敌所用。因为自高淮乱辽后，辽人痛恨大夏在辽地的黑暗统治，痛恨朝廷无休止地对辽人过度的剥削。
御史毕佐周曾将辽人对朝廷的仇恨总结为“四大恨”。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
自辽东兴兵以来，不少援辽部队军纪败坏，把朝廷派来援辽的怨气撒在辽人身上，欺凌辽民，对辽人“相待如仇敌，远逐之为快”。
时有时无的微薄军饷让辽地军户在荒年不得不卖掉家中车、牛过活。可靠卖掉车、牛后，往后的生活就越发艰辛，最后不得已，只能卖儿卖女来活下去。
当地的张、刘、田三大望族歌妓婢女成群，田地无数，家财万贯，而社会底层的辽人往往一辈子难以成家。
一些投降大夏的蒙古人、叶赫女真人居然侵夺辽民的饮食，淫污辽民的妻儿，而大夏朝廷对此听之任之。
毕佐周在奏疏最后问了一句话，“冀其为我守乎”，令人深思。可这份奏疏报上去后，大夏皇帝没有任何回应，如石沉大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高淮乱辽后，大夏朝廷在辽地实施的恶政一步步地把底层的辽人逼向异族他乡。辽兵哗变，辽民逃亡习以为常。
时任蓟辽总督的梁梦龙在向朝廷上报的奏疏中写道：“自灾虏频仍，军民逃亡者半。”
御史翟风坤也向朝廷指出，“我辽民以役重差烦，至于无可奈何，愿随女真去，将来之忧方大耳。”
辽地社会矛盾的恶化，努尔哈赤也看得清清楚楚。
努尔哈赤还屡次向儿子们指出，“往者，尔大夏国富人，占地甚广大，其田雇人耕作，所获粮米，食之不尽，而粜之。贫民无田无粮，买粮而食，一旦财尽，沦为乞丐。富人与其囤积粮财，以致朽烂，徒行贮藏，不如瞻养乞丐贫民”。
“大夏帝政法不明，纵容太监敛取民财，众官亦效法其帝，皆搜括民财。奸诈之富人行贿可以豁免，正直之贫民无则陷于苦难”。
敌人把你的致命处看得明明白白，而你却对敌人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边地辽兵、辽人开始向建州女真地区大规模逃亡。以开原为例，辽兵逃亡了一半。“二十五年，开原额军士一十万陆仟九百余名，今役止六万余名，其间，且多老弱。”
辽地民间传唱着这样的歌谣，“辽左有三患，而建夷不与焉”，“生于辽而走于胡”，“若不罢税，达子就是我投主”。
而歌谣中“建夷”、“胡”、“达子”等戏谑之词均是指建州女真人。若不是逼不得已，谁愿意向北方苦寒的建州地区迁徙。是大夏在辽地腐败且黑暗的统治，一步步将辽人推向异族的怀抱。
在建州地区，辽人的生活尚能温饱；而在大夏统治区，辽人和其他地区的百姓一样，要承担起这个帝国的所有支出，包括国家的赋役、皇族宗室的供养、贪官污吏的盘剥、地主的田租，除了破产别无出路。
实际上，辽人作为边疆之民，习武成风，具有很强的军事作战能力。自古以来，中原王朝最精锐的部队士兵大都来自边民。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在不同条件下，边民可以成为守护边境国门的坚盾，也可以成为刺进帝国心脏的利剑。
几百年前，同样是边民的长白山人就上演前倨后恭的一出戏。当大隋帝国要招募边民征伐高丽时，王薄让人传唱歌谣，号召边民纷纷起义，对抗大隋王朝。
这些歌谣是这么唱的，“要抗兵，要抗选，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脏官杀个光”。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地死，斩头何所伤”。
可是三十年后，同样是招募边民征伐高句丽，昔时造反地区的边民却“踊跃而从”，争相报名参加大唐军队，奔赴辽地作战。
大隋、大唐两个中原王朝在短短三十余年内，两次征伐高句丽。但边民对大隋、大唐两个中原王朝的态度却值得后来者反思。
对大隋而言，边民是“乱臣贼子”；对大唐而言，边民却是“边地良家子”。而名将薛仁贵正是其中的“边地良家子”，在征伐高句丽中一战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