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孙隐患，血清了一大批开国将军，让各亲王代为守边。这反而让建文帝面对叔叔造反时，无良将可选。后来，朱棣篡位后，取消了亲王的兵权，把皇族宗室的职能，从守边模式改为养猪模式。
正统十四年，检验卫所军户制不花钱的时候又来了。此时，瓦刺的首领也先完成了蒙古的短暂统一。由于朝贡的赏赐得不到满足，也先决定以掠夺为目的，兵分四路入侵大夏。
英宗朱祁镇决定效仿先帝，御驾亲征。双方兵力对比十比一，大夏五十万，蒙古五万。面对大军，也先佯败避战，引诱大军部队深入。等到朱祁镇准备撤军的时候，也先卷土重来，发动奇袭。结果大夏数十万大军又是一触即溃，皇帝朱祁镇沦为阶下囚。
嘉靖三十四年的时候，更离谱的事来了。这次是倭寇之乱。在建州女真崛起之前，大夏边患南有倭寇，北有蒙古。而倭寇之乱完全是自找的，主要是因为大夏推行的海禁政策。
一直以来，大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深受海外欢迎，在贸易中处于顺差的地位，既能赚到钱，又能刺激国内扩大生产。
但海禁之后，“片板不得下海”，民间海外贸易被朝廷列为非法行为，就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开始还只是非法走私，最后演变成武装掠夺。
虽然倭寇的主力来自日本的浪人、武士，但其首领大多是汉人，比如代表人物汪直。汪直以日本松浦为据点，造巨舰，发展武装力量，逐渐成为倭寇中的首领。“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存”。
在海禁的背景下，一股仅有67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地，途经府、县二十余处，杀死官兵四千多人，震惊四海。朝廷不得不派大军出动，历时八十余日，才能围歼这67人。可以说，在不花钱养兵的思想下，大夏士兵的战斗力简直是弱爆了。
卫所军户制下的大夏士兵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朝廷太抠门了，发给军户的月粮太少了，和小吏差不多，每月一石左右。军户既当兵又务农，收入却十分微薄。时间长了，军户练兵和屯田的积极性都在下滑，整天只琢磨着接私活来改善生活条件，导致战斗力和屯田产量都在下滑。
二是兵将分离。遇到战事，朝廷才任命总兵官，调卫所士兵随将军出征；打完战，总兵官又将士兵归还卫所。这种做法虽然再次降低了将领拥兵造反的可能性，但也把军户战斗力降得更低。凡事有利即有弊。
三是将领腐败。卫所军官常常私役军户服役、耕种，侵占军屯田。很多士兵名为军户，实为农奴。
四是老无所依。永乐期间规定：“凡屯军年六十以上及残疾、年幼者，令耕种自食。”这个法令很露骨。朝廷告诉军户们，你们年老退休的，生病残疾的，年幼丧父的自谋生路，朝廷不管。朝廷不爱军户，怎么能指望军户为朝廷卖命呢。所以，大夏朝廷虽然拥兵百万，但士兵的士气是非常低落，顺风仗还可以打打，稍微逆风一点就溃逃。
西方传教士曾这样描述军户，“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
大夏朝廷也发现卫所军户制弊端多多，又在部分地区推行营兵制。营兵制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做法，让军官既负责士兵的训练，又负责作战指挥，不用再将士兵归还卫所。但营兵制并没有解决士兵待遇、地位低下的问题。
到了嘉靖年间，朝廷痛定思痛，决定大力推广募兵制。其主要原因是无论是卫所兵还是营兵，士兵逃亡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
从洪武后期，就出现军户逃亡的现象了，到后来逃亡的数量越来越多。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向朝廷奏道：“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连去派去抓逃兵的军户也趁机逃亡，在外娶妻生子，不肯回来。到了嘉靖八年，吏部尚书桂萼指出，逃兵太多，天下兵籍仅有九十七万，连永乐年间二百多万军士的一半都不到了。
募兵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士兵的待遇，士兵不再兵农合一，成为职业军人，战斗力明显加强。戚继光在义乌招募三千人，后来成为戚家军，平定了倭寇之乱。李成梁在招募辽人，组成李家军，屡次反击蒙古。
但大夏朝廷并没有废除卫所军户制，加上重数量不重质量，导致全国兵丁过多，财政开始吃紧。从万历后期起，国家财政开始持续恶化，多次出现拖欠军饷的现象。
随着拖欠军饷越来越严重，边关将士的供养不足。各地将领开始探索建立家丁制。家丁制的核心思想是厚养精锐之士，迅速拉大家丁与普通士兵的收入差距。
至于养家丁的资金的来源，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比如贪污腐败、公田私用、吃空饷、虚报军功、非法贸易、纵兵掠夺等等。因为朝廷已经养不起兵。
以吃空饷为例，某军镇编制是三万兵，实际上只有一万兵，总兵官就把多领的二万军饷，发到三千家丁身上。这就造成账上有兵，实际无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