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要靠工资生活就更难了。正九品月收入5.5石，折合人民币1815元一个月；从九品月收入5石，折合人民币1650元一个月。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九品芝麻官也有妻儿双老。这工资收入自己活着都费劲，如何去养一家人。
除了没有职田，工资极低之外，大夏的俸禄制度还有一个创新之举。那就是取消了大宋的退休金制度，官员退休后是没有生活保障的。
当然，活人是不会让尿憋死的。大夏官员是不可能拿着微薄的工资活活被饿死的。哪怕是九品芝麻官，也是这个帝国掌权集团中的一员。
最底层、人数最多、品阶最低的官员们很快就发现了各种以权谋私的办法。贪腐之风一旦开启，慢慢就演化成燎原之势。
大家贪才是真的贪。为了不让上级和监察机关追查自己，底层官员除了填饱自己，又向上级和监察机关送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常例收入。
基层官员向知县送常例，知县向知府送，知府向巡抚送，巡抚向京官送，最后形成以常例为联系的全国官员灰色收入网。
海瑞曾经记载过前任知县每年收的常例钱。一个贫穷县令收的常例钱有22项，其灰色收入总和是一个知县工资的百余倍。
即便是已经退休的官员，在失去权力后，依然可以利用制度漏洞捞到钱，来保障晚年无忧。大夏皇帝为了弥补官员没有养老金，又给予官员优免政策，即各级官员根据品阶不同，分别免去200—1000亩的田赋，和免去6—30人的劳役。
士绅地主集团和各地官员勾结起来，一起钻空子。士绅们将部分田地和家丁转移到官员名下，达到避税的目的。国家税收自然就收不上来，被宗室、士绅和官员截留了。
士绅地主集团和官员们进行利益捆绑，还有很多好处。比如隐匿应缴税的田地和人口。基层税收征管部门是不敢核查官员实际田地和家丁的，哪怕已经退休二线。
谁知道朝中有多少现职官员是退休官员的门生，哪敢引火烧身。以徐阶为例。徐阶扳倒了号称六大奸臣之一的严嵩父子，又举荐张居正入阁，口碑极佳，被誉为名相、良相。
可就是这一位家庭出身平凡的良相徐阶，在退休后被海瑞查出来实际占有田地二十四万亩，佃户万人。海瑞在向当朝首辅的信中指出徐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建议徐阶自己“退产过半”。
徐阶年薪不过才28.5万元人民币，靠工资怎么可能获取这么多家产？一代“良相”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官员。宗室供养和官员腐败，导致了经济越发展，纳税的田地面积越少。
建国初期，户部账面上可征税的田地有800多万顷，到了正德年间，户部账面上只剩380万顷，真是见鬼了。张居正上台后，决定动一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开展大规模的全国田亩丈量，清查出来被隐匿的田地高达300万顷。张居正病死后，其推行的大部分改革举措半途而废。隐匿田地、人口之风再次蔓延。国家财政愈发困难。
其实，大夏朝是采用重典治贪的。大夏朝规定，贪60两以上就判死刑。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开国皇帝创造性发明了针对贪官的酷刑。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剥皮实草。
行刑官用刀沿着脊柱，把贪官的皮慢慢剥开，让犯人浑身血肉风干而死。行刑场面之恐怖，让围观者呕吐不已。人皮完整剥下来以后，填充上稻草，缝合起来，悬挂在官府旁进行警示。
曾经屡败蒙古，收复四川、云南，平定西蕃、南蛮叛乱的蓝玉，就被处以剥皮实草之刑。蓝玉的皮草被送往全国各地展览，让大家看看，这就是为帝国南征北战的下场。
除了法律上用重典，大夏朝为了加大治贪力度，在都察院的基础上，又加设了厂卫机关。
但是大力治贪的结果是越治越贪。大夏成为有史以来贪腐最严重的朝代。其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是监察机关的官员也扛不住饥饿。
都察院也好，厂卫也罢，他们底层查案、办案的小吏一年工资不到2万人民币，如何靠一人工资养活一家几口。最后，监察人员也逐渐沦落了，成为全国贪腐网中的一员。
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别说是底层的监察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连极度痛恨贪腐的海瑞也选择了妥协。在当巡抚的时候，海瑞明知徐阶贪腐严重，但给朝廷的处理意见只是退一半家产。
大夏律法明文规定，贪腐60两以上者，一律处死，绝不宽恕。是徐阶的二十四万亩田地价值还不够60两吗？实际上，要是按照贪腐60两给予死刑的标准，除了海瑞，万历朝从皇帝到小吏，人人皆可杀。然而，法是法，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贪腐档案里，记载了建国初期，官员们收取的一些赃物，“收受衣服、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
没想到二双鞋、一双袜居然也有机会成为贿赂吧。就拿这个考验干部？真的，就是拿袜子来考验干部的。因为大夏官员的工资是真的是低得可怜。
再一个，建国之初，百业待兴，经济困难，袜子还是拿得出手的。随着经济发展，袜子便退出贿赂行列，取而代之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