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万历派人追回成命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田义苦苦哀求万历不要收回诏书。君臣两人为这一度争吵起来。万历怒了，抽出钢刀，假意要砍田义。
太监田义深明大义，知道矿税后患无穷，把生死置之于度外，挺直脖子，毫不畏惧地说：“皇上金口玉言，何必出尔反尔！”最后，万历还是不听田义的忠言。田义愤愤然走出，正好撞上沈一贯。田义气愤地唾骂沈一贯，说他胆小如鼠，不能坚持原则，把弊政废除。
总而言之，矿税之祸起因是万历想修建宫殿，大兴土木，他又不舍得花自己私房钱，便派太监下去，以矿税为由，搜刮民财，一箱箱的金银不停地运入宫内。穷了百姓，富了皇帝。
万历的第六宗“神”来之笔是恶意拖欠军饷。大夏的税收制度本身就有严重缺陷，再加上万历不停地把手伸进国库捞钱，户部几乎是年年赤字。
到了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户部存银仅存8万两白银，张居中改革的老底终于被啃完了。然而，在国家财政面临崩溃的同时，万历有两件事没停过，一件是兴建宫殿没停过，另一件是拖欠军饷没停过。
从万历二十八年起，就开始出现大规模拖欠九边军饷，当年欠饷142万。户部请发内帑清欠军饷，不同意。到万历四十四年九月，九边欠饷更加严重，高达288万。
“时九边之饷所在告缺，蓟、密、永、昌、易缺八十万，辽东缺四十万，陕西三边缺七十七万，宣、大、山西缺九十一万。”
唯一的大学士方从哲请求发内帑，万历还是不同意。这次，他的理由是要给两个亲王筹备婚礼。其实，皇宫中堆积的金银数不胜数，但万历就是不肯发军饷。如今，天下财富尽入宫内，大臣们无计可施。
兵种给事中赵兴邦在奏章中有一句话值得深思。“今日之二、三百万抚之而有余，他日之几千万安之而不足。”昔日，萨尔浒大战之前，大臣们苦苦哀求发内帑来筹军资，万历只发了黑如漆、脆如土的十万两白银。
等到努尔哈赤一步步强大起来，辽东的军费开支最高的时候一年高达1200万两。假如当初努尔哈赤弱小之时，万历慷慨一把，拿出300万两来充军费，会不会就平息了辽地战乱？可惜，历史是没有假如这一说的。历史和人生一样，都是单行道，可以回头看，不能往回走。
“今日之二、三百万抚之而有余，他日之几千万安之而不足。” 赵兴邦一语成谶。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赵兴邦所言。边关将士对皇帝、对朝廷是越来越失望，直到彻底死心。有些情感被一而再，再而三伤害过后，就再也回不到当初了。恋情如此，君臣之义亦如此。
终于，万历总算是挂了，死因是什么？和长期酗酒有关。御史冯从吾曾上书劝万历戒酒：“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每夕必饮，每饮必醉，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廷无不知者。愿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 冯从吾也许错了，万历这种人就应该多喝点酒，最好是直接喝酒精，那才够劲。
作为大夏帝国的唯一决策者，万历执政四十八年，打断了改革，懒惰怠政，缺官不补，奏章不批，挪借国库，与民争利，拖欠军饷。造成的后果是国内农民起义、士兵哗变此起彼伏；辽东的建州三卫独立，努尔哈赤崛起，昔日的大夏龙虎将军成为帝国最强的竞争对手。
政治方面，国家机关运转迟滞，政令不畅；经济方面，国库亏空，入不敷出；军事方面，抚顺、清河、萨尔浒、开原、铁岭一败再败；人才方面，官员断层，大臣们对皇帝基本上是失望之极，几乎每月都有人辞职，甚至有些尚书、侍郎干脆把官服一脱，归隐田园，也不等皇帝批准了；民生方面，民变不断，流民四起，盗贼横行，在辽地大批人迁往大金，在荒年出现了人食人现象。
《诸城县志》记载，“万历四十四年，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
在去世之前，万历留下了一封遗诏，“联以冲龄绩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联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察采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嘉与天下维新，而造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意补过，允赖后人”。
在人生最后的旅途，这位大夏君主回想往事，不胜追悔，但他已经没有时间去补救，只能把“天下维新”的重任寄望于继任者泰昌帝朱常洛。
此时的大夏帝国百病缠身，再无医治便病入膏肓，回天乏术。其中有三种病已到晚期危急时刻，再不治就要请全球嘉宾吃席了。至于那些什么面瘫、甲亢、痔疮、胃溃疡等小疾病暂时还要不了命。
大夏帝国的第一种是冠心病——宗室供养。帝国的财政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最要命的是沉重的宗室供养制度，堵塞了帝国的经济命脉。
大夏开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