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古几乎是最后一个下船的。
游轮的货仓里从法国捎带来了两卡车陈年红酒，1912年立冬后，波尔多老查理红酒庄园第一批所酿的藏品，价格不菲。
不管是法租界，公共租界，或者是华界。
沪市上爱好红酒的权贵们都认这个。
价格不价格的，倒是无所谓，只要有，而且还能够买到。
钱，自然不是问题。
因为这是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更是权贵政要们相互交流的媒介。
老查理深谙此道。
实际上，这正是当时处于战火之中，“孤岛”上一部分人纸醉金迷的真实写照。
杨崇古并不知道，其实这是老查理委托船长麦德姆行的又一次方便。
以前就经常这样干过。
老查理和麦德姆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
不过，这一次红酒的装船和卸船，老查理特意嘱托由杨崇古全权委托操办。
既是对他的信任，同时也是一次考验，看他的能力和忠诚可靠不可靠，将来能否为己所用。
具体的操作流程是，红酒以游轮上自备食品的名义装上船，先是省去了离岸关税。
运到船上以后，将包装箱上面的红酒产地标签调换，就成了面包奶酪调味品什么的。
以遮盖沪市码头上关税人员的耳目。
其实这样做只是一种仪式，十六铺码头上的海关人员，早已被老查理和麦德姆用金钱买通。
再加上法国人不好惹的缘故。
海关人员自然也就不开箱检查，以低廉的面包奶酪品目抽税，给了顺水推舟的人情。
如若老查理连这点关税不想给的话，就谎称说箱子里的食品发霉作废了。
然后适时地再塞给检查人员一些法币，保证能够通关放行。
这样一来二去，这批红酒的关税就能省下来自身价值三倍的开销。
商人总是精明的。
战乱时的商人更是精明透顶。
糟糕的是，手握权利的“县官”和“现管”们为了私饱中囊，腐败不堪。
杨崇古心中暗暗感叹、愤怒。
……
在船上，电话就打了出去。
老查理早已派来了两辆卡车，是老查理的管家，老丁叔押车前来的。
红酒经过杨崇古认真负责地查验一番，顺利装上了车。
一箱不少，一瓶没有损坏。
老丁叔全程看在眼里，非常满意。
老丁叔，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跟杨崇古闲聊了起来，意在传达主人的意思。
“杨先生，一路辛苦了。”
“没什么老丁叔，老查理叔叔安排的事情，我必须上心，不能有一丝的疏漏。”
“你的话我会向老先生转达的，老先生交代了，请你先回去休息，下午三点钟，他会在公司等你。”
“那既然这样，我就先不过去了，下午我会过去给他请安。”
老丁叔押着两辆卡车离开了码头。
……
码头上的最后一盏路灯也熄灭了。
东方的天空露出了鱼肚白。
杨崇古提起行李箱朝通向闹市区的主干道走去。
不远处的三五个人力车夫正在寻找客人，远远瞅见杨崇古朝他们走来，顿时都打起了鸡血，拼了命地抢头先。
不过，跑在最前头的，是一个身材匀称，路人脸面的青年小伙子。
他拉着人力车，脚步轻快，飞一般地冲上前来。
早已把后面使出吃奶劲的同行，甩开了一丈多的距离。
“先生，您坐我的车吧，我跑的快。”
年轻的车夫停下人力车，上前接过杨崇古的行李箱，放在踏板上，讨好地说。
后面的车夫们见被抢了先，只好转身回走，摇头叹气之下，再次寻找新的运气。
“霞飞路程记钟表行。”
“好嘞，那您坐稳了，走咯。”
年轻人拉起黄包车，沿着主干道，健步如飞，朝目的地奔去。
“杨先生，我是水根。”
马路上一辆咣当当的法电从身边驶过，还有为数不多早起的行人，匆匆而过。
水根一边向前跑，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
杨崇古心存戒备，佯装没有听见。
“是‘舅妈’安排我来接您的。”
舅妈是上级领导方汉洲的代号。
这个代号是属于绝密级别。
只有少数亲自接受他单线联系的红党特工，才有资格知道。
水根就是其中一员。
杨崇古放松了警惕，问道：“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就是你要找的人？”
“白衣白裤，扎着红领带的年轻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舅妈告诉我的。”
水根自信地回道：“从船上下来的乘客，我都仔细观察过了，完全符合这个装束的，只有您一个人。”
“看来，你观察得还挺仔细的。”
杨崇古对水根的初次表现，非常欣赏。
“那必须的！”
“那你在码头等了我好长时间了吧？”
“游轮还没靠岸的时候，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