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法，怙威肆行曰丑，直译就是“狗仗人势”，隐喻吴质在曹丕的宠爱下胡作非为，到处得罪人。
吴质死后，魏朝官员落井下石，给他定了一个恶谥。吴氏后人前后奔走二十余年（230-254），才将“丑侯”改为“威侯”。
（吴）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吴）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元中，乃改谥威侯。--《吴质别传》
吴质不仅是死后遭殃，他在生前也被本籍耆老所鄙视。
吴质出身兖州济阴郡，按记载，吴氏在济阴为“单家”，靠攀缘权门发迹，不与乡里往来。
（吴）始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沈浮。--《魏略》
所谓“单家”，即没有背景的小门小户，与“强宗”相对。
吴质的发迹，始自其与曹丕等贵戚子弟的交往，但因为他“不与乡里相沉浮”，最终虽然做了大官，在“乡论”中的地位依然极低。
故（吴质）虽已出官，本国（指吴质的本籍）犹不与之士名。--《魏略》
换句话说，官至镇北将军（《晋书》作镇北将军，《魏书》作振威将军）的吴质，在兖州豪门看来，是没有资格得到“士名”的；把持着人才品定权力的耆老勋旧，依然将吴质视作寒门小户儿，不肯为他抬高门第族望。
按曹魏制度，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掌握冀州、幽州、并州等地的军事防务，可知吴质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方面大员，权倾朝野。
即使如此，他依然“不为乡里所饶”，乃至对司徒董昭叹息，称“我就要被老家的闲言碎语淹没了”。
（吴质）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吴）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魏略》
吴质是曹丕身边的红人，号称“太子四友”（另外三个是朱铄、陈群、司马懿），尚且被如此对待；至于其他既得不到君主宠爱，又背井离乡的士人，其悲惨处境，也便可想而知。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
其一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
其二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往往会改易籍贯，方便日后出仕。
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
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元从派”，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淮泗集团”。
这批流寓人士，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以求得一官半职。
这便能解释，为何曹操南下（208），扬州士族主降，而淮泗集团（周瑜、鲁肃为代表）主战。
（周）瑜曰：“不然。（曹）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吴书周瑜传》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蜀汉政权中，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乡举里选”得到出仕机会。
当然，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但这是统治者的立场问题，与制度无关。
这是察举制与九品制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即流寓士人的后代，为了方便出仕，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
仅以吴国案例，略作举证。
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有甘宁、薛综、张昭、周访等人。
甘宁是益州巴郡人，薛综是豫州沛国人，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周访是豫州汝南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侨寓人士。
注：上述诸人籍贯，周访见《晋书》，其余见《吴书》，文多不载。
需要注意的是，两晋时代，此四人的后裔，却无一例外都“著籍丹阳”，成了扬州人（详见《晋书》）。
按建业县（东晋建康，六朝金陵，今之南京）原是丹阳郡秣陵县，可知这群吴国将相，实际是放弃了旧日郡望，而将籍贯落在江东新巢。
魏晋豪族，从个人特质上看，往往文武兼杂。
两汉出仕，有一条重要标准便是要“经明行修”。
所谓“行修”即具备德行操守。它其实是一个抽象概念，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与品行关系不大，更关乎门第族望。
至于“经明”，即“明经”，指能通晓“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古文重视训诂考释，今文更类似谶纬内学。东汉末期，古文经学主导北方学风，而今文经学在南方盛行。
举例来说，曹操在被罢官之后，便是因为“能明古学”而得到汉廷的重新启用，可见他是通晓古文经学的。
（曹操）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王沈《魏书》
至于刘备，也曾师从名儒卢植。卢植“古今兼修”，可惜他本人对章句也不求甚解。刘备则更加不学无术，终日斗鸡走狗，没能得到出仕机会。
（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后汉书卢植传》
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蜀书先主传》
至于孙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