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按增魄术的施法要诀，如今日孙恩这般，施法者一手生取人魄后，另一手将其施存于净水之中。
这装净水之器，名叫“流汩沼”。其器底，阳嵌了个坎卦的图案，又于器内四壁，阴刻了符箓。取得的生魄，入水之后，能涤荡尘垢，留取真精。
等到这番水炼已成，施法者又将生魄施转到装真火之器中，继续火炼。
这装真火之器，名叫“燃灼炉”，其器底，阴凿一个离卦图案，器内四壁，阳嵌符箓。这生魄入火，能反胎易质，保全真神。
生魄经过如此一番水火交炼，精生神全，粹然化婴，如入鸿蒙初开之境，仅知太极，未知两仪，因此不受两仪四象等后生规则的羁绊，才能避开人体固有的三魂七魄的排斥，顺利聚入生人之体。
但这一套做法，只是对生人之魄，才可直接见效。
若是像卢循此前那般，道功尚有不济，只能摄得亡魄，原也并非无计可施。只需在水炼之前，施加一道小转还的工夫，转死为生。
只是这转还之术，并非五斗米道这一系所传，范阳卢氏的家学之中也无从记录，孙卢二人对此都闻所未闻，自然也凭空想象不到。
因此，二人虽然此前摄得了诸多亡魂，终究是劳而无功。两人还只道是自己道功不济，一心在这条路上动脑筋。
而这一沼一炉，其来由，正是卢循为了提高道功，从家学中的积年掌故，受到了启发。
按施展增魄术而论，这一沼一炉，原本只要依规施制即可，并非一定做出簋簠的形制，也并非一定要青铜制成，砖石木竹，均可成器。
道术制器，历来不取金银，只以青铜为佳，而当时各般青铜器，各有名号，如鼎簋鬲豆等等，实际上每一器都是对应了各自的修行道术。
而上古之时，有那一等修为极高的先圣先贤，修为行至高处，彼此所争，往往只在毫厘之间。
对原本属于修行之末的道术制器，也因此深加钻研，以使自己修为精益求精，不落人后。
这些先贤们，甚至细化到了去研究铜锡的最佳比例。
根据各器对应修行道术的不同，所用青铜的铜锡最佳比例也会各有差异，比如制鼎器，应取铜六锡一，制鉴器，应取铜锡各半，凡此等等，各器不一。
后世有一种谬见，认为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多为贵族生活用器，甚至造出了“钟鸣鼎食”这样的词。
实际上，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器，既不耐火，又笨重不堪，实在难以施用。往下比，远不如各种粗陶精瓷，往上比，也不如紫铜白铜。
上古一千多年间，若是说先人们如此大规模的制作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器，于情于理，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在殷商之时，青铜器实是道术制器，铸造青铜器的目的，实是为了较量道术。
而青铜盛行于世，比拼也如火如荼，你追我赶之下，华夏一族研究魂魄之学迎来第一个高峰，取得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成就。
但取得这些成就的背后，是无边的血腥和杀戮。殷商族人在魂魄学上的每一点点进步，都是以无数性命的无辜受死为代价的。
这些试验品，有非我族类的蛮夷战俘，有臣服部族进贡的人牲，甚至还有同族中，因种种原因而锒铛入狱的犯人。
这般以人命为手段，视生灵如草芥，最终惹得人怨天怒，所谓“商失天命”。
周人伐殷之后，口口声声“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也正是对当时天命和人心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