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地挖鼻屎，画面有点恶心。上初一的时候，我们在市里的作文大赛中偶遇。她侧过头几次看我，想把眼前这个一米八的大个子与五年前的那个小屁孩联系起来。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她脸上的一枚枚白色的绒毛清晰可见。
恩怨。晋级在那个时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父亲35块8的工资支撑着我们家四口人的生活。平日里的开销已经是捉襟见肘，还要攒钱春节回家看望老人，每次探亲回来基本上一年的积蓄清零。所以，晋级万众瞩目。各种小把戏也陆续登场。爸爸因为踏实肯干，为人忠厚老实，理所应当被纳入了晋级名单，可是公布的名单里却没有他，爸爸找领导要个说法，领导笑笑说，“那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听不懂”。“有人把你告了，说你偷木头。”“啥！？偷木头？”“对，偷木头盖厕所。”爸爸突然想起，自己为了盖个厕所，确实发动过几个朋友捡碎木板，其中邻居老李表现最积极，因为可以蹭厕所。“对，就是老李揭发的你。”队长坦言。“这个犊子为了晋级背后埋汰人，太损了。”爸爸骂道。虽然最后沉冤得雪，爸爸也晋了级，但从此和老李结下了梁子。不久，电站输电了，在营部操场的南边（老电厂变电所）立起一座座高压架子。一天傍晚，刚来鞑子营不久的弟弟不知怎样居然绕过高压架下面的挡板爬上了高压架。幸亏，老李的妻子大声呼叫，才把弟弟喊下来。据说，当时离电击红线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弟弟的头发都立起来了。爸爸知道后，领着弟弟登门道谢，两家又和好如初。
甜杆风波。我爸妈是有名的惯孩子。主要的依据就是别人家的院子里为了省粮种高粱，我们家种的是奢奢侈品--甜杆儿。常常等不到甜杆成熟，我和弟弟就偷偷掰下一节，享受那略带青涩的甘甜。我们家有甜杆儿的事，被小伙伴儿们知道了，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家的甜杆儿被洗劫一空，看到一片狼藉的院子和四散奔逃背影我怒不可遏，好歹抓住一个，是一个瘦小的四川娃子。他居然狡辩说没吃，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给了他一顿胖揍。有大人拉开了我，这时，四川孩子的爸爸也赶到了。面对鼻青脸肿的儿子，他表现出的克制和理智令成年后的我无地自容。后来，那四川孩子主动找我玩，还邀请我去他家，虽然我们两家房子的格局是一样的，但他家明显比我家干净、漂亮，有沙发、茶几，柜子上摆着汽车模型，当他从一个精美的铁皮盒子里掏出饼干请我吃时，我紧张起来，因为意识到他说没偷我家的甜杆儿，有可能是真的。居然能随时有零食吃，在我的认知里是不可能的。之后，我再无颜和他玩。
从收音机到电视，我家的收音机是亲戚做的，当听到里面声音的一瞬间，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个简陋的木盒子真的能收听评书。趁家里没人好奇地拆开，里面只有一个喇叭和几个晶体管，简单得不可思议。这台收音机迷住了我，常常一整天趴在旁边听，甚至因此在过年的时候不肯回老家。在营部的会议室里有一台电视，不过，是不允许小孩子进入的。直到趟房里第一个有电视的人家出现，我才真正看上了电视。因为想看电视的人太多，那家索性把电视搬到街上让大家看。记得看一个战斗片时，紧张时刻屏幕突然一片雪花，主人连忙调天线，可是左调右调就是没图像。正想放弃。电视里传来一声爆炸声，信号瞬间正常。大家拍手叫好，都说这一炮打得好。
梦想，鞑子营的蜻蜓有三种，最常见的是红蜻蜓，身材小，速度慢，反应还迟钝，非常好捉，捉到后，就用一根草茎串起来，带回家喂鸡。在南洼子，就是现在老变电所附近。里面有一种蓝色的蜻蜓，叫“苏联”，个头比红蜻蜓略大，行动迅捷，轻盈。飞行时身上蓝、绿相间的颜色在阳光中非常炫目。蜻蜓中的王者是绿蜻蜓，个头是红蜻蜓的几倍，力气也很大，单薄的蜘蛛网根本粘不住它。绿蜻蜓一般只在大池塘出现，比如，现在金兴西罐区位置的池塘。能捕到一只绿蜻蜓是儿时最大的梦想，另一个梦想就是快快长大，早日跨入2000年的世界，我常常掰着手指计算2000年时自己的几岁。那个夏天，我托着一杆蜻蜓拍儿，拍上新鲜的蜘蛛丝在初生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小心翼翼地探向荻尖上的绿蜻蜓，小脸紧张的发红，汗珠流下也丝毫没有察觉。突然，绿蜻蜓硕大的复眼扭动了一下，似乎发现了我，我一动不敢动，时间也仿佛在那一刻静止。
小学三年级时，子弟小学解散。我转入辽化四小，进而，辽化二中，辽化高中，在高考时我有机会离开辽化，但我离不开这片伴我成长的热土，我要和她一起跨入儿时梦寐以求的2000年。风雨50年，即将退休的我经历辽化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沧海桑田。那承载着无数美好记忆鞑子营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而鞑子营所代表的辽化大会战阶段的乐观、坚强、奉献、勇往直前的精神却在那短暂的时光中融进第一代辽化人的血液，成就了辽化一个又一个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