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要回深圳了，筱梅本来要送我到县城，我没让。
我不想让她因为我老是请假，给领导造成不好的印象。再一方面，我乘坐晚上停靠县城的火车。她送我到县城，再回小镇就没有班车了，我不放心。
她送我到供销社门前广场的汽车停靠站。
车还没有来，车站附近有两棵高大的老香樟树，太阳光投射到树冠上，地上的树荫有半亩地大。
我们站在树荫下等车，树荫外的太阳光炽热而强烈，照射着世界。
树荫里，摆着几张斯诺克球桌，几个年轻的男孩子，嘴里叼着烟，慵倦地有一杆没一杆地在捣桌球。
供销社里，有几只脑袋伸伸缩缩，在偷窥我和筱梅，他们肯定在猜测筱梅跟我的关系。
筱梅跟我的距离有点儿疏离，我明白她的心思，她是怕同事们议论我们短长。
我心里凝结着离别的愁绪。
筱梅也是，她的脸上没有笑容，心里装着惆怅。
我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筱梅走到台球桌边，抄起一根球杆，然后看了我一眼，但并没有邀请我，甚至连问都没有问我一声，会不会打斯诺克，就兀自打起了桌球。
我知道，她是在掩饰自己的内心，在掩饰与我别离的那一份不舍。因为彼此关系还没有到更深一个层次，没有挽留的理由，也没有合适的发泄出口。
车来了，我走到筱梅身边，对她说：“我上车了。”
她打球的手颤抖了一下，就丢下球杆，陪着我走上不远处停靠的那台老掉牙的中巴车。
我找一个能沿途看风景的靠窗座位，她紧紧地依着我坐下来。
我不解，以为她要送我到县城。
“等车开了，我就下去。”筱梅看着我的眼睛，莞尔一笑说。
没有等到车开，她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她又拿起球杆去捣桌球。因为上车的人多了，座位不够坐，售票员就请筱梅给乘客让座。
直到车开了，她也没有停止打球。在汽车开动时，我转头看向筱梅。
她手里拿着球杆，杵在下巴上，站直了身子，看车上路。
当她的目光跟我碰在一起时，我看见了她的眼里，含着两颗泪珠。
在深圳的时候，总想着见到筱梅，就向她表白，尤其是在海上遇险之后，曾经下定决心，再见到她，一定向她说出埋在心里的爱。
因为面对过、经历过死亡的人，那种心态别人是没办法理解的。总以为生还以后，凡是没有实现的心愿，都可以不顾一切地去为之拼搏一把。
可是，当我面对筱梅时，还是缺乏勇气。
真正见到筱梅以后，我却没有勇气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
在刚见面的那天晚上，在卧牛湖水库岸边的山里，在从卧牛湖回她小屋的夜里，在供销社门前赶车离别，许多次我都想对她说：“筱梅，我爱你。”
可是，面对她，面对她的美丽，没有一次能说出口。我不知道是我的自卑，还是我们之间两个阶级的差距。
回深圳的路上，我都觉得自己很没用。
而事实上，筱梅之于我，不仅仅是倾慕这么简单。对她，我是心存敬畏的。
我害怕被拒绝，更害怕自己的唐突和不当伤害她，伤害她的感情。这就使我显得畏畏缩缩，畏首畏尾。
回到深圳，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顾白尘，我要向她借一笔钱，为筱梅购买一台录像机。
这是我那天晚上听了她的讲述后，夜里睡不着觉时产生的意愿。我不能再让筱梅晚上去公共场所看录像，遭受那些地痞流氓的欺凌。
回来的火车上，我很是迫切，一定在第一时间就给筱梅办了这件事。
然而，顾白尘不在租房。
我去她那里，是上午九点钟。
我到家以后，放下行李就去了她那里。同时，我还给她带了一点儿筱梅给我买的土特产。
按理说，这个时点，顾白尘应该在家里睡觉，还没有起来。
透过窗子，她屋里的一切都摆放如旧。
也许她今天提前起来，上街了。我想。
我回家睡了一觉，歇息一下旅途劳顿，下午三点多钟再次来到顾白尘住处，还是锁着门，屋里没人。
我突然想到，一心想着借钱给筱梅买录像机，但一台录像设备多少钱，是我压根儿不了解的。
干脆，我去市里打听一下，再向人家借钱，也好有个准头。
我溜溜达达来到街上，然后坐车去了华侨商厦的电器商场。
我围着玻璃柜台找到录音机、录像机档口，天哪，一台日本松下牌录像机，从三千八百多块到一万块钱不等。
一看之下，我立刻泄气了。原来，想为心爱的人儿做点儿事情，还真的不容易。
幸亏没有当面跟筱梅承诺，也幸亏没有找到顾白尘。
不然就糗大了。
如果在筱梅面前说给她买一台录像机，结果回来买不起，她会怎么看我？如果见着顾白尘，我开口借她三五百块钱，这巨大的缺口怎么办？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柜台里的女营业员满脸含笑地问我：“同志，你是要买录像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