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深圳给我的伤，打算离去。尽管心里有太多的不甘，可是，这座城市对我太不友好了。
回忆来时的路上，麻脸和那名乘警，把筱梅给我的钱，当成了盗窃。
而深圳，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地算计，不，不是这座城市算计我，是这座城市里的某些人，每天都在算计那些匍匐在社会最底层如我一样可怜的人。
这，也让我看到了人性的肮脏。
都说财富是靠创造的，而为什么有些人，只愿意掠夺？
我走在夜晚的大街上，看着光怪陆离的城市灯影，和那些走在灯影里形形色色的人。你能知道，哪一副光鲜亮丽外衣包裹的灵魂，没有见不得人的一颗黑心肠呢？
脑子里，却抹不去短短的时间里，经历的几件让人绝望的事。
为了私欲，有人可以把一个女孩，从夜总会里带走，拉到对面公园的小树林里为所欲为。
为了利益，黑胖子专门捡我这样的农民工，赚你的试用期，给他干几天活，把你开了，再招来新人试用，循环往复。
更令人气愤的是李大来，为了剥削我一个月的劳动成果，居然丧心病狂地栽赃我偷窃。
他一个下三滥的小动作，不但使我一个月的汗白流，还让我背上了贼的坏名声。
当时，我特别想跟李大来理论。可是，没有人愿意给我作证，而他所谓的人赃俱获，如果到了派出所，是完全可以给我定罪的。
一个叫阿清的工友，在我最绝望的当口，向我使眼色，示意我光棍不吃眼前亏。
后来，老板离开后，我蹲在宿舍门口的公用水池子旁边哭。阿清悄悄走过来，告诉我，李大来经常这么干，只要你是落单来求职的农民工，他就在快发工资的时候，制造盗窃，把你逼走了，他就赚你一个月劳动。
“有一个河南人，脾气大，不服输。结果被李大来报警抓起来，后来以盗窃罪判了三年。”阿清说。
“累死累活，一个月白干不说，关键特么的窝囊，还背上个小偷的坏名声，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的心里别提多难过了，为自己的委屈，也恨自己无能。
“在我们心里，不认为你真是小偷。发生得太多了，每个月都在工友中出现几回。你看看现在，有几个老板不是赚的黑心钱？好在我们还年轻，也不在乎白干这一个月。吃一堑长一智吧。”阿清拍了拍我的背，转身回宿舍了。
我望着熄了灯以后黑沉沉的工地，心里一阵一阵地厌恶。
心里萌生了离开的意念，就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我顺着和平路，背着黄书包往火车站行走，一副没精打采，神思恍惚的状态。
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除了市中心那些繁华区里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外，大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寥落了。
偶尔有一两对男女勾肩搭背，从人行道上走过，渲染着他们特意制造出来的快乐和浪漫。要么就是那些摆小摊卖电子表，一次性打火机，从香港批发过来的廉价服装的小贩，还在向路人声嘶力竭地兜售他们的商品。那些撕裂了的叫卖声，飘扬在风里，显得那样单调，寒酸，飘不多远，就尘埃般淹没在路灯照不见的角落里。
我从他们身边经过，却排斥着他们的热情。他们想从我身上榨取利润，可是我活得还不如他们。
在一座人行天桥下面，跪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
昏黄的路灯下，是一副哀愁的脸。她的头上，被夜风吹乱的长发，凌乱地遮住一部分脸庞。
妇女的怀里，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孩子的小脸蜡黄，脏兮兮的。
夜晚还很寒冷的风里，他们是这座城市另类的存在。他们瑟瑟地抱在一起，却找不到应有的那份安全感。
妇女是那种人高马大的身材，眼神发散地看着从身边走过的来来往往的行人。每当有人走近她，她就举起手里一只灰白色搪瓷茶缸乞讨，嘴里说着求告的话。
我经过她时，她老套地重复着重复了无数遍的乞讨。
我本来是一个被这座城市强《奸了好几回的落魄者，没有能力对任何弱者伸出援手。于是想硬着心肠，也像其他经过的人们一样，冷漠地走开。
可是，我看见了妇女怀里孩子那一对干净、但充满了饥饿的眼神。
那双眼神似乎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力量。
我往前迈动的脚步，突然沉重。我努力再向前走出一步，就再也挪不动了。
妇女看见我站住，开始侧过身子，向我磕头，“小哥哥，行行好，帮帮我们吧。一天了，到现在我跟娃还没有喝一口水呢。”
可能是听了妈妈的话，也可能是孩子实在太饿了，她怀里的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走回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块钱，弯下腰，放进她举在我面前的瓷缸里。
我不是一个有钱人，我来深圳，仅仅靠着筱梅偷偷给我藏在书包里的一百块钱维持着。除了买火车票花了二十二块钱，五块钱住过一回旅社，其余都是省吃俭用。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我基本一天只吃一顿饭。工作那些天，尽管没有拿到一分钱，但工地管住，吃饭是从工资里扣的，所以现在包里还有二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