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从雍正朝开始，三家营的地粮，就根据全营登记在册的田地总亩数，
按照每五十亩纳一两官银的赋额，固定了下来；
每年官衙随田赋加征的火耗、柜书纸张饭食和办公平馀，
虽不相同但也变化不大，每两赋额也就加征两三百文钱。
东乡每年的田赋，按照上、下两忙征收。
上忙从农历二月二开始，到四月十五为止，征收应纳赋税的一半；
下忙则是从八月初二开始，到十月十五征收另一半。
所以每年二月二和八月初二这天，县衙的户房就把“征粮红簿”，
送到各村乡地的手上后，在城门口和村镇的显眼处，
张贴盖着打印的纳粮告示，命令“阖邑绅民并乡地花户人等”，即刻赴县衙“自封投柜”。
征粮红簿就是需要纳赋的花户（在册的有地农户），应纳税粮的账册。
乡地，就是每个村寨负责催征田粮的管事之人，
——大多也是家底丰厚财东乡绅担任。
而自封投柜，就是要求花户亲自到县衙，缴税完粮。
“自封投柜”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县府为了防止负责征粮的衙役，
借田赋之名敲诈勒索花户而中饱私囊，让老百姓自己到县衙完粮纳税。
但实际上，不管是对应征的花户，还是县衙的户房来讲，
“自封投柜”都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自从朝廷摊丁入亩，免除人头税后，乡村的人口翻了一番；
人丁多了是非多，分家裂户是必然，
家里只有十数八亩的花户，比比皆是。
这些目不识丁的花户，花上一两天时间，
搭上食宿花销，亲自到县衙缴纳几百文的田赋，
想想都是一件及其不划算的事情！
再说了，让全县数以万计的花户，都去县衙里完税，
县衙早就被挤塌不说，户房屈指可数的账房先生，
估计要全部累死，也征不齐每年的田赋税银。
所以让各个村寨的花户，自行选定他们信得过的“乡地”，
将每年应征花户的田赋税款，代收完毕后再统一缴到县衙，
才是最为可行的完税方式。
这就是被官府默许的，田赋征收“包收垫款”制。
乡地“包收垫款”，就是在每年上忙和下忙截止的日子，
各村的“乡地”，都会将本村在册花户的应纳税款收缴后，
代表花户赴县衙“自封投柜”完粮纳税。
如果有些花户实在缴不上赋税，乡地就要为其先设法垫付，
欠款的花户由族长作保，与乡地约定还款的数额、期限和方式，
实在还不上的帮工作佣，也未尝不可。
这种走了样的“自封投柜”，不但让花户省时省力省钱，
村寨的族长们，也免了许多被衙役催征敲诈之扰，
县衙既能按时完成赋税征收，又省去了账款收拢核对的烦扰，
而作为乡地虽然垫了欠款，也多了些花户或多或少的跑腿钱，
也算得上各方皆大欢喜的事情。
在正常年景下，这种看似难以理解的，
官府有限度的制度管控，和乡村有空间的自我治理，
加上富人和贫民在人丁和钱财上的互相依赖，
共同维持着这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守望相助的乡村平稳局面。
这也是对“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这句乡村俗语最好的诠释！
除了包收垫款的乡地，跟田赋相关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村寨的社书。
社书都是识文断字之人，负责本村或者几个村寨里，编制和更改在册的田赋。
每年腊月底，社书都要把他所管辖的村寨里，
本年中变更的田地和户册更正完毕，然后交到县衙的户房，更新来年钱粮推收和税册更定。
因此，社书是最了解乡村的那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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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他们最清楚村寨里，每块田产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
因为在田产买卖签契交割的时候，卖家即使不找中人，
也要把社书请到场——没有人愿意对已经踢卖的田地，来年继续承担赋税的！
三家营的社书只有一个，就是子承父业的白郎中。
几十年来，白郎中再也没有在田册管理上，做过“瞎事儿”，
便彻底将“白瞎子”的称号，甩进了伏桐河。
但三家营的乡地却不止一个，李姓和郭姓各有一个。
自从韩皮匠买下李长盛抛卖的田地后，韩皮匠变成了韩姓人的第一个乡地。
李家在营里田地最多，李太栓在世的时候，
虽然他只承担李氏一族的包收垫款，但也基本上不收欠税族人的利息。
但自从李长盛做乡地后，便开始有了垫款利息的做法。
除了李家外，三家营里再没有超过两犋牛田产的大财东。
郭修平有了功名之后，官府便强制把豁免了的郭家赋税，飞洒到营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