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在异时空，蒙古草原各部落互相征伐后，突然出现一个“达延汗”统一蒙古，威胁明朝安全。
“达延汗”和也先一样，虽有再兴“大元”之心，但他长期致力于整合蒙古草原各部，故对南方的明朝自然要采取低姿态了。不过，“达延汗”对各亲明部落却很强势，比如他曾多次率军讨伐亲明部落之一勒津部。
结果就是引得明朝大举出兵“独石口”并全歼了达延汗的部队，致使“达延汗”和满都海两个人只身而退。此战之后，“达延汗”和大明朝廷就彻底结下了梁子。于是，当“达延汗”统一草原后，便开始和明朝算总账。
“达延汗”开启对明朝的全面战争，于弘治十一年（西元1498年），“营亘三千余里”，兵犯边关，自称“大元朝大可汗”，要求向明朝互市朝贡。“达延汗”兵临城下，明朝满足了其部分要求，并允许他们来朝贡。
但是，“达延汗”野心太大，得寸进尺，一心想要恢复“蒙元帝国”对天下的统治，这让明朝对“达延汗”的朝贡明显有了抵触。于是，“达延汗”陈兵边界，准备进攻明朝。由此，草原在朝贡中不断挑起边境冲突。
从明武宗继位后，到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的“应州之役”以前，“达延汗”几乎每年都要侵略明朝的北方边境。这让明朝举国上下气氛紧张，无论是长城沿线的“九边重镇”还是内地“卫所”，都在向北增兵。
其中，最重要的几次侵略记录如下：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当年（西元1491年），“达延汗”则兵犯明朝“宣府”，杀死官兵2165人，掠夺财物、人口不计其数。“宣府”为大明“九边重镇”之一，在后世的河北张家口一带，而且是防守京师的第一边镇，其战略位置极度重要。因此，“达延汗”此举无异于在向明朝示威了。
同年十月份，蒙古大军进犯明朝“九边”的“甘肃镇”，而甘肃“都指挥使”刘经率领明军力战不敌，殉国。
正德四年（西元1509年），“达延汗”两次率领蒙古大军全面进攻明朝北部九大边防重镇，试图破境。
正德九年（西元1514年），蒙古军入侵明朝宣化，而游击将军、守备将军率领守军御敌皆战死沙场。
蒙古人这么频繁的南下侵略明朝，让爱打仗且“好骑射”的明武宗心里不服，自然不能惯着蒙古军。虽然朝臣们坚决反对御驾亲征，但到了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被蒙古人压抑太久的明武宗终于爆发。
当年，武宗义子、边将江彬忽悠武宗，并开启了“西北之行”。就是这一年（西元1517年）的九月份，武宗北巡驻宣府，不久移师阳和城（今阳高县）。阳和城在大同的西侧，是明军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线。
这展现了明武宗不和蒙古人打一场仗就绝不回京的决心。结果，那年的蒙古人还真的就南下入侵了。
十月底，大约五万蒙古骑兵从榆林出发，“离阳和三四十里下营”，四处掠夺。明武宗不是傻子，也同样害怕“土木堡之变”再次发生，所以在北巡前就做足了准备：对于京师的防御，武宗将沙场悍将、镇守两广的“武定侯”郭勋召回北京，指挥“三千营”，而“英国公”张伦坐镇“奋武营”，并让其勤奋训练，以备不时。
同时，明武宗朱厚照对“九边重镇”也做了部署，并对白羊口、古北口等通往京师的要地，也加派了军队驻守，这一切就是害怕自己万一战败被俘之后，就能避免重蹈当初“土木堡之变”的覆辙了。
古代打仗，就是拼补给、拼粮草、拼计策。尽管明朝中后期贪腐横行，行政拖沓，克扣严重，但现在却是皇帝“御驾亲征”，谁敢克扣皇帝的军饷？就等着被诛灭九族！故此次北巡，粮草运输效率异常之高。
按照户部年度财政报告，宣、大两镇原有粮草足够支撑大军5年之用，现又调关内太仓等处的储备粮15万石、白银35万两增发宣、大（其实武宗圣旨要白银100万两，但户部实在是没钱了）。明武宗便找借口对负责对置办军需事宜造成拖延、克扣、玩忽懈怠者从严处置，就当作给大军出征“祭旗”，以儆效尤！
按照这种“超标准”配置，明武宗这次北巡就不像是来打仗的，倒更像是来游玩的，因为将士们都吃饱穿暖，不仅武器精良，盔明甲亮，而且“神机营”火器也补给也到位，弹药充足，和过去打仗时截然不同。
正是有了如此好的后勤保障，才让明军的战斗力大增。不过，有历史记录以来，中原王朝和草原部落打仗，多数打的是防御守城战，因为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机动力极强，能隨時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
相对而言，中原王朝大都缺乏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只能依靠大量步兵去与对方交战，但两条腿的男人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四条腿的骏马！因此，步兵打骑兵都是“送人头”，除非所有步兵身穿重甲持长刀大斧。
唐朝的“陌刀队”是“骑马的重装步兵”，也是唐朝专门用来克制游牧骑兵的“杀手锏”，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