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琳几乎回忆不起来诺顿向她求婚的那天晚上的其它细节了，她只记得自己答应了这个男孩的请求，决定与他一起“私奔”。
在诺顿的陪同下，她连夜返回了清水宅，拿上了一切她所必需的东西，出生证明之类的文书，还有一些照片和生活必需品，毫不留恋地离开了这个不曾真的带给她快乐的地方。
接下来的日子就在各种琐碎的法律工作里匆匆度过了。诺顿帮她重新找了一位律师，他外祖父的公司在日本负责一些廉租社区和福利社区的房地产项目，在当地还有一些关系，他来日本本就是为了给这公司做顾问的。（虽然乔琳很怀疑没什么工作经验的他到底能做些什么顾问工作，不过这也许就是富家子弟继承家族事业刚开始的做法吧。）
乔琳拿着自己的出生证明去了美国驻日大使馆重新补办了身份证件。幸运的是她的材料齐全，她几乎没怎么受到传闻中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刁难，以一种可以接受的速度在一个月内就拿到了新护照。
就在她拿到新护照的当天，她跟诺顿就向大阪的有关部门提交了日本的婚姻申请书，作为两名在日的美国公民，他们在日本所需的结婚材料非常简单，只要从美国大使馆拿到相应的证明就行了。他两各自在自己的申请材料上宣誓，他们已经达到婚龄，可以合法缔结婚姻，而且完全处于法定的单身状态。
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材料简单得要命，事实上他两的婚姻虽然理论上在美国国内也受法律保护，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法律义务向美国大使馆通报自己的婚姻状况，所以实际上唯一可以证明他们已婚状态的文书就是日本方面出具的登记证明。从实践角度来说，他们的婚姻几乎在美国无法查证。
但不管怎么说，18岁的乔琳·阿普尔比和21岁的爱德华·诺顿在美国独立日这一天成为了一对合法的夫妻。
乔琳当然没有随“夫姓”，他们没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都还有些默契在。两个有点昏头的年轻人都打心底里知道这段婚姻可能随时土崩瓦解。
但是婚姻状态确实影响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乔琳顺利地拿回了祖父留给她的信托，这件事比他两预想中顺利不少，这可能要归功于多个原因，信托是离岸信托，她是美国公民，她拿到了委托书原件，这些都对她有利。清水家居然没来纠缠她，这让她和诺顿都着实松了口气。
不过她也明白，这不是说清水家突然良心发现，而是他们再没有立场去纠缠她，特别是那些矫饰的亲情假面被剥下后，她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他们就再也没有依仗了。
这段时间乔琳和诺顿一起住在诺顿在大阪的家里。诺顿不能再像之前一样无所事事了，他得开始投入工作，一边阅读日语资料，一边出去实地考察。在乔琳需要的时候，他也陪她去东京或者什么别的地方处理事情。
此时日本房地产市场正在动荡不安，在经历了过去1988-1991年间的房价横盘后，日本房产突然降温，过去曾经被“特色小镇”之类的噱头拉高的中小城市房价开始大幅下跌，各路经济从业人士对此解读五花八门，不乏有人认为此时是房产抄底的好时机。诺顿家的房地产公司自然也被市场洪流所裹挟，诺顿虽然不主事，却也因此忙得焦头烂额。
即将大爆发的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会在未来被视作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起点，但此时身处其中的人们却很难从大局掌握时代发展的趋势。
不过这些事情与乔琳无关。她的信托资产结构决定了她未来50年都可以只靠生息活得很滋润，顶多在房地产投资上略有受损罢了。况且她已经将资产打理委托给专业人士，她对这些事一贯是不怎么懂的。
但是这些时事也确实影响到了乔琳。他们两个目前住在诺顿公司给他们安排的房子里。这是一间大阪地区常见的一户建建筑，面积并不大，设施齐全。
她现在因为在大阪找新学校入学的事情还没有办妥，所以每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但是诺顿却天天跑在外面，特别是现在乔琳身上的麻烦已经基本解决了，诺顿更是每天都在公司待到很晚，乔琳常常等不到他回来就已经睡着了，一周能碰面的时间竟越来越少。
尽管他们实际各自住在各自的卧室里，但是乔琳还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日本家庭里的那种传统主妇，每天的日子就是等永远都等不到的丈夫回来。
即使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这种日子乔琳也觉得无法忍受。她像个孩子似的渴望她的玩伴，她名义上的丈夫埃迪能像之前那样陪着她。
不过，诺顿真的忙到深夜才能到家吗？诺顿自己心里清楚，他并不把日本的这份工作看作是自己的事业，他在公司的作用也没重要到这种程度，每天晚上磨磨蹭蹭不愿离开工位，还与日本同事到处续摊喝酒，实则是一种逃避。
结婚的冲动过后，他突然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乔琳。事实上，他并不真的了解乔琳，乔琳也不真的了解他，他们年龄差不算太大，但是人生经历却全然不同。
他有点自嘲地想，婚姻果然始于冲动。
他是喜欢这姑娘的，却也远没有到要与她许诺终身的地步。况且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