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阴谋论的角度讲，孙承宗这个时候再三辞职，除了被阉党组织的言官、扒干净老底、羞于见人外，还有甩锅的意图----袭击耀州的行为已打破了辽东战场上的相持局面，明军所面临的将是后金疯狂的报复，而新败过后的明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形势堪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担任辽东督师的职务，就相当于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
所以说，天启帝和阉党的政治经验还弱了一点，看到孙承宗主动放弃兵权以及一年六七百万两银子的军饷控制权，便不明就里的坠入了毂中，轻易的就让孙承宗金蝉脱壳了。
然而，捅下了娄子的孙承宗走了之后，他留下的烂摊子由谁来收拾呢？
天启便寻朝堂后，思来想去，最终选择的是高第以兵部尚书的身份经略蓟辽。
高第，字登之，滦州（唐山滦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为官清正廉洁，颇受人民爱戴，曾任临颍（今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县令，大开官仓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在巡抚大同期间，更有掏个人腰包助边将抚赏的光辉行为，军中口碑极佳，天启四年（1624）一度致仕，然而不足一年又复出，任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也算是文臣中比较知兵的。
作为忠君爱国的臣子，高第自然是不能拒绝国家的任命的，便在危难中接过了重任。
然而，知兵的高第到任后，很快发现了孙承宗刻意隐瞒的窘境----兵马溃散、人心不齐----很显然，以现在辽西明军的情况，根本不可以与后金主力会战。
高第有些晕了，此时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给他支了一招：赶快收缩兵力，撤离没有城防设施的右屯、锦义等地，归并坚城宁远，坚壁清野，深沟固垒，做好迎战准备，如此或可以“遏贼不得西突。”
高第此前已经觉察到宁远以东的锦州、松山、杏山、右屯等城不是“大而朽坏”就是“小而低薄”----孙承宗几年下来花了近千万两银子的筑城费用，结果是筑下的城池根本没用，真是没什么可以说的了----而这些地方又全是“前锋游哨之地”，他本来的预案也是“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
如今一听李鲁生的提醒，顿感形势紧迫，于是紧急向关外发出严谕：“昨日边衅已开，敌人寻思报仇，将大举来犯，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
于是高第便严令前线各级将领迅速撤离右屯、锦义等没有城防设施的地区，集结在坚城宁远“共图防守之策。”
但高第的命令被那位民科军事专家给硬顶了回去：“据锦右粮屯通判金启倧呈照，锦、右、大凌河三城皆前锋要冲······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锦、右动摇，宁前震惊，关门失障······必如阁部言之又让，至于无可让而止，今只择能守之人左辅守大凌河，樊应龙等守右屯，更令一将守锦州······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恢复必可······则听之能者，本道说一声明白便去也。”
不过有个问题是，关于阉党干将李鲁生提出的“收散兵归并宁远坚守，坚壁清野（坚壁清野就包括收走或销毁右屯粮料）；吊死扶伤，严惩柳河败军之罪魁，鼓舞士气；要毛文龙提兵牵制，使老奴首尾不得相顾”三项主张是走的公开讨论途经，而这位民科军事专家却是以揭帖的方式宣布绝不执行的。
揭帖不是上疏，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传单，这位民科专家拿来在军中广为散布，鼓动舆论，却不正儿八经的跟上级探讨，不跟朝廷争辩，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暗搓搓的自行其是，就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了？
有人肯定会说，既然这位民科专家如此跋扈，拿下他的职位就得了，可问题是，这位民科专家一贯见风使舵，如今更是对魏忠贤吹捧有加，所以，阉党高层拿他当自己人来看，以至于不久之后的天启五年十二月，在当时辽东官员大批被处理的情况下，此人还高升了山东布政使司按察使仍管宁前道，实属异数。
为此，后来抚宁侯朱国弼在上疏中专门做了揭露，即所谓“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既然这位民科专家已经公然的拜在魏忠贤的门下，那么即便高第这边有李鲁生的协助，依旧是奈何不了这位的。
既然高第奈何不了这位的阳奉阴违，那么来年大战的开始阶段明军的被动也就可想而知了······
“世子爷，谢舍人急报！”
朱由崧一边把玩着手中的小零件，一边头也不抬的对裴渡说道：“念！”
裴渡这才大致报告道：“谢舍人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土人攻我乙字庄未果，宁总教头率民团随后反击，一举击破十七个土人村寨，斩杀土人精壮八百余，虏获土人二千七百百余口，以上多为老少妇孺，请示如此处置。”
朱由崧眨了眨眼：“这土人倒是不禁打呀，民团才训练了几个月，兵力又不多，居然能横扫一片，收获还这么大，真是不可思议，对了，收获这么大，我们损失多少人呢？”
“战死者五十七人，重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