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后，吴玉花从卧室出来。
虽然是工厂，因为在县城挨着农村近，工人大部分又是农村的，所以，很多风俗和农村差不多。比如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不是亲戚，那怕是一个厂的，要是来人是男人又是来找男人的，就由男人接待，女人马上回避；来人是女人又是来找女人的男人也不掺合，找个理由走开。
刚才我和郝强进来，吴玉花和他打个照面，点个头就到卧室去了，我们在客厅说话，说完，郝强走了才出来。
她问：“他来干啥？”
我说了干啥。
她说：“这人就这样，什么事也落不下他！”
我笑笑：“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人……”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能不答应吗？”
“为什么？”
我看她一眼：“难道你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说，吴玉花自然就明白了，又说：“你跟在后面就行了，可别跑到前面，为这事咱犯不着，又不是为咱自己，人多了去了……”
我说：“我知道。”
她又说：“不过，去问问也行，主要是你自已的事，自已不问，光听别人说总归不放心。”
我点头。
第二天早上不到九点就敲门，他从三楼下来打门前走不偏路。除了我还有五六个人，等在楼头上，汇集起来一块来到厂里。可能因为来得太早，大门口静悄悄地，阒无一人 ，甚至大门还关着。郝强也没客气，领头来到警卫室，里面有两个半大老头儿，有些警惕地看着我们，郝强问：“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开门？”
“怎么没开，这不开了吗？”指着大门上的小门。
郝强说：“我是说大门！”
“大门？”其中一个有些吃惊的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工厂都倒闭了，还开什么大门？上面就这么安排的，平常日子，没车进来不开大门……”
“可是，”郝强说，“就叫你开你开不开？”
听这样说，两个老头吃了一惊，但不明显，互相交换一下眼神 ，已经看出来我们来者不善，没明确回答，喃喃说：“你们要开就开，钥匙在墙上挂着呢！”
指着墙上。
郝强问清钥匙，把大门打开，我们跟着，一直把大门拥到最大程度。站在大门南侧垛子旁边，斜对着办公楼，就在那一刻突然有种感觉，这是这许多年从来没有过的，昂奋中夹杂着些许激动，甚至暗自感叹：兴亏来了——也真该来闹一闹！
这要从斜对面的办公楼说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两头沉”。起先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单面楼，只在东西两头是双面的，面积也不大，只有三间屋的地方是走廊。厂大门口朝西，上班只能从楼前的路上走，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从路上走，很少有人从走廊里走，从那里走的都是在楼里上班的管理人员。
久而久之就觉得走廊那儿很神秘，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还是恨的成分多一点。这和地形有关。警卫室在大门北边，为了呼应大门口朝外抻出一块，和办公楼东西距离恰到好处，北面也恰到好处。本来从那儿能走到安装车间，可以后，因为楼里的人嫌吵，就从东边贴着楼的后墙，向西到厂的外墙横着拉了道铁丝网。这么一弄就成了个相对独立的地方，而且绿化也好。铁丝网前面栽了一排冬青，差不多有小半人高了，警卫室门前还有棵很粗的梧桐树，每到夏天树上的叶子把下面遮的严严实实，这里就显得更加幽静。
厂里也看重这个地方，刚进大门口的宣传栏本来朝着大路的方向，可不知什么时候把它挪到紧贴楼前花圃朝着大门的方向。前面说过每当开大会就把横幅栓到树上，就是那两棵芙蓉树，在楼前花圃里一边一棵。树虽然不高，很自然和梧桐树连在一起，宣传栏正好在两棵树下面，下着小雨也能看报纸。
所以比较详细介绍这儿 ，当然也是喜欢，只是让我难以接受的，在厂里这么多年，也算老工人了 ，却很少到这儿来。有时宣传栏里下了什么通知，或者很偶然想看报纸，也来过这里，可即便来，也像在老家时一不小心踏进别人的瓜园，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怕被认为是来偷瓜的，心里很不踏实。每当从楼里出来人，或者从走廊朝楼里走——当然和我无关，人家也不看我，心里却阵阵发毛，看不了一会儿就走了。
这么说不是夸张，是你没在厂里干过。在厂里是分等级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个人心里都有数。在办公楼上班的是一等人；二等是干伙房的、管后勤的、看大门的 、甚到托儿所里的阿姨；三等是钳工、电工、木工、热处理工；四等是干车床的、干板金的、干电气焊的；五等是干烘炉的。开始我不明白，干烘炉也很累，应该和我们差不多，每当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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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了，不管天冷天热都要穿很厚的工装 —— 怕开锤时溅出的火星喷在身上，灼伤皮肤，可这么一穿戴，尤其夏天，不用干看着就觉得累。后来才明白，人家的确应该“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