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到了七月，而整个七月对于李肇基来说，是无聊的七月，也是纷乱的七月。
整个七月，关内的战场都维持了稳定，随着田见秀带来了陕甘的援军，大顺与清军再一次形成了均势，在兵力上也稍稍占据了优势，双方围绕着通州城，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阵地战，打的难舍难分。
李自成也尝试了几次反击，但最终都是失败的，尝试无果后，李自成反而不着急了，一面以尽可能少的伤亡维持着阵线，一面分兵袭扰，对曾经背叛他的直隶士绅再次张开了招抚的怀抱。
论心胸气度，李自成是不缺的，就连曾经射瞎了他一只眼睛的陈永福，在投降后依旧能受重用，就可以证明。他的人格魅力，也让郭升等一大批在大明体制内无所作为的将军，在大顺麾下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和气节。
等李自成一味的防守，反倒是多尔衮无所适从了。
与拥有了整个北方的大顺不同，满清八旗是经不起剧烈的损耗的，八旗兵都是自带武器，没有薪资为大清拼命，绝大部分的动力来源于对关内的抢掠，而这与多尔衮的谋略背道而驰。
想到得到关内士绅的支持，就不能抢掠，而不让抢掠，八旗兵就没有拼命的动力。
更重要的是，满清号称一国，但人口就那一百来万，满洲算上男女老幼就只有二十来万人，根本无法打消耗战。
但多尔衮已经没有了退路，纵然不能取胜，也必须坚持下去。
满清是三月底动员，四月初出兵，冬小麦没有收就出来打仗，如今七月了，播种也是错过了，后方更是被李肇基的东方旅搅的一塌糊涂，现在退兵回辽东，这个冬季都未必能过的下去。
因此，多尔衮只能更改战略，从六月的时候，满清上下的宣传口径就出现了转变，从‘占领蓟镇，相机攻取京城，继而图谋天下’的战略，转变成第六次入关劫掠，即‘抢西边’。
只不过，这些战略转换，仅限于高层知道，现实已经很明确了，大顺不是大明，大顺可不是那么好抢的。
从1629年到1643年，满清曾经五次入关抢掠，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最大的就是1642年和1643年的阿巴泰率军入寇，在中原足足呆了八个月，一直抢到海州，即后世江苏连云港，破一百余城。
五次入关抢掠，只有前两三次，有成建制的明军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后面的，清军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明军往往避开清军锋芒，任其抢掠。
但现在的大顺兵强马壮，马步精强，而且能战敢战，若是清军全军放开抢掠，非得全军覆灭不可。因此多尔衮并未露出抢掠的迹象，不断的用为崇祯皇帝的名义招抚，分兵攻打那些不愿意受的城市，以这种名义进行抢掠。
多尔衮寄希望于一边抢掠，一边引顺军出京支援，若能在野地决战，清军取胜概率极大，若能大规模歼灭顺军，那再从抢西边改为入主中原也没什么。
而顺军的应对显然有些迟缓，一开始李自成只是坚壁清野，不主动出战，就维持通州、京城、宣大、山西这一条线的安全。
但随着清军破城越来越多，甚至发生了朱明降军主动投降的事，大顺高层才意识到，被动应对终究是不行的，于是派遣李过和张鼐，率领顺军的骑兵主力，绕宣大，入山西，把守太行八陉，利用关隘优势，从山西扑出，以骑兵袭击围攻城市的清军，待清军反应，集结主力，便再选择八陉中一陉退入山西避战。
南路清军阿济格，以抢掠为职责，不能消耗在对峙之中，因此只能再转向他处，顺军如法炮制，再随意择一陉出太行，袭击清军。或袭扰围城清军，或伏击运输虏获北上的队伍，因为全是骑兵，又主动避战，因此来去如风，给阿济格找了很多的麻烦。
由此，关内的战争从京畿一隅之地，扩张到了整个直隶和山东北部区域，双方都是骑兵，在宽阔的华北平原上纵横驰骋，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互有胜负，互有折损。
北方打的热火朝天，南方也不消停。
吴襄带领辽镇一万精锐直趋南京，联合史可法这位南京兵部尚书、钱谦益这等江南士大夫领袖以及刘孔昭等勋臣，不待其他各方反应，就拥立了潞王监国，按照计划，只要各省督抚、各镇总兵同意，那么潞王就从监国变成皇帝。
可以说，这打了江北四镇和湖广左镇一个措手不及，在湖广，左良玉刚刚被顺军打败，丢了大片地盘。而江北四镇也是穷途末路，既不知顺军深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董学礼带着几千兵入驻徐州，愣是让江北四镇十数万兵马不敢动弹，四镇之中最强的高杰部甚至已经开始接触大顺，准备投降了。
南京忽然出现了一个监国，让各镇和各地督抚有些招架不及。
但拥立事一开始非常顺利，钱谦益等一开始就宣布了福王罹难的消息，让皇位之争再无对手。
只不过，潞监国朝廷真正进行到利益划分的时候，一切就都变了。
福建郑芝龙还算是稳妥，按照与钱谦益的约定，作壁上观，不支持不反对，但有利益时，也主动凑上来。福建镇想来是饷银自理，崇祯十五年时册报本镇有两万两千兵，但实际兵马远远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