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春秋《周易》文本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春秋《周易》文本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春秋《周易》文本一书在韩宣子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物。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与“鲁春秋”表现出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卜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春秋《周易》文本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才会说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韩宣子决不会认为《易》是一部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子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这已是先秦《周易》学术上的义理派的雏形。
3、《左传·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我们再看看这段话的译文:“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南蒯不提出所问的事情而占筮,得到《坤》里的以《比》做繇题里的繇辞说,“黄裳元吉”,就认为是大吉大利。把它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有事情,怎么样?”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这个,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不然就必定失败。外表强盛内部温顺,这是忠诚,以和顺行卜问之事,故为信。所以说‘黄裳元吉’。黄,是内衣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装。元,是善的第一位。内心不忠诚,就和颜色不相符合。在下面不恭敬,就和服装不相符合。事情办理不好,就和标准不相符合。内外和谐就是忠,根据诚信办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不是这三种德行就无法承当繇辞的筮问。而且《周易》不能用来占卜冒险的事情,您打算做什么呢?而且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是黄,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这三者都具备了才可以合于卜筮。如果有所缺少,筮出虽然吉利,未必能行。”
这里记载子服惠伯也是对春秋《周易》文本一书文辞上的义理解释,及对人们以《周易》占筮上的最早论述。
南蒯卜筮,筮出的是春秋《周易》文本里《坤》卦的以《比》为繇称里繇辞“黄囊元吉”,现今本《周易·坤》卦里”六五”爻辞已然是”黄裳元吉”。南蒯认为是大吉之神示,就认为若办什么事情,也自然是大吉大利了。而子服惠伯却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是从《坤》的“黄裳元吉”这四个字上进行了义理解释。
二是从对用《周易》卜筮道理上的论述。
特别是对用《周易》卜筮上,可说是首发对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上的论述,子服惠伯的说法,如同周初产生的“以德配天”观念。这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用于卜筮的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即是“以德配筮”的观念。这实际也是在面对《周易》一书的性质问题,既没有发现原创《周易》,也无法正确去揭示春秋《周易》文本为何成为算卦之用,而只能出现折中主义的说法。“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在面对南蒯用《周易》筮卜得到《坤》里“黄裳元吉”的文辞,认为“大吉”所寻问时做出的一番回答。这句话的白话意思:“我也学过这个,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结果。不然就必定失败。”这是说若问忠信之事用《周易》卜筮合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就必然失败。这把《周易》变成忠信之事卜筮的工具说法了。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观念了。邪恶之事是不能用《周易》占筮的。这是把《周易》用于筮卜附加了条件。且不说这是何逻辑,但子服惠伯在解释“黄囊元吉”可是从义理上进行的。解释《周易》里的句子是从义理上,而论说《周易》文辞在面对筮卜时,可并不是反对卜筮,而是对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卜只是附加了条件,即忠信之事则可,邪恶之事必定失败。这应是最早亦筮亦理对春秋《周易》文本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