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二章：《易传》前（先秦）《周易》学术
第二节:《左传》一书记载人们对春秋《周易》文本的解释与论述，即历史上对春秋《周易》文本内容最早的学术
已知《左传》一书里记载史巫用繇题式《周易》用于卜筮，而上层人士则直接引用《周易》文句用于说理。并且《左传》一书里还记载了对繇题式《周易》文辞的解释与论述，当属《周易》学术史上最早的记录了。
我们也将《左传》一书里记载属解释与论述“繇题”式《周易》的例子列举如下：
1、《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我们先看看这段的译文:“穆姜死在东宫里。开始住进去的时候，卜筮得《艮》时出现一个不变的符号画(也像八写法的符号，笔者注)，便说为遇《艮》之八。太史说：“这叫做《艮》变为《随》。《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要赶紧出去。”穆姜说：“不用出去！这在《周易》里说‘《随》，元、亨、利、贞，没有灾祸。’元，是躯体最高的地方；亨，是嘉礼中的主宾相会；利，是道义的总和；贞，是事情的本体。体现了仁就足以领导别人，美好的德行足以协调礼仪，有利于万物足以总括道义，本体坚强足以办好事情。这样，所以是不能欺骗的。因此虽然得到《随》而没有灾祸。现在我作为女人而参与了动乱。本来地位低下而又没有仁德，不能说是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说是亨。做了事情而害自身，不能说是利。丢弃寡妇的地位而修饰爱美，不能说是贞。具有上面四种德行的，得到《随》才可以没有灾祸。而我都没有，难道合于《随》吗？我挑取邪恶，能够没有灾祸吗？一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
这是鲁成公的母亲穆姜在搬进东宫时，曾筮了一个《艮》之八的卦。占筮的太史说是《艮》之《随》，“随”是出去的意思，所以太史想让穆姜迅速的离开东宫。而穆姜则用春秋《周易》文本里《随》中的“元亨利贞，无咎”，以四德来解释，反对史官占筮的意见。认为自己没有遵寻信德而行事，与四种美德全无，又怎能合乎《随》里的“无咎”呢？认为自己惹出祸端，又怎能没有祸呢？所以认为自己就应死在那里，无法出去了。”史官占筮，用解释《随》是出去的意思建议穆姜迅速离开东宫，而穆姜确以《随》里的“元亨利贞，无咎”，对照自己的行为，认为既不但不认为是“大吉大利，无危险”兆头，而且认为自己应该死于东宫，这可是与史巫形成鲜明的认识对比，从穆姜用四德解释“元亨利贞”，以反对史巫占筮的说法，这既是最早从一个测面有力批驳史巫占筮荒谬的例子，又是开义理解释《周易》文辞的先河。穆姜能从占筮出的《随》里引用“元亨利贞，无咎”从义理上解释，对照自己的行为，预知出结果的可知性，这是理性的思维方法。若按史巫筮卜出《随》卦，而认为《随》里的繇辞不正是“元亨利贞，无咎”吗，那么穆姜搬进东宫，不正是“大吉大利，没有害处”的兆辞了吗？看来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套，而是从“元亨利贞”引出四德理论对照自己的行为，能够理性的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结果，还能有什么“无咎”，而不会是好结果。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结果，也就愿意死在东宫。上层人物已懂得以理性的思维看待自己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听信史巫占筮出的吉凶说法。这即是对春秋《周易》文书一书最早所做理性的看法。这穆姜(假托穆姜而已)对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元亨利贞”做四德的解释法，可以说是最早从义理上释解春秋《周易》文本的“易学”了。这里的四德解释《周易》，后来确实收进到《易传·文言》文章里。
《左传》里记穆姜是最早把”元亨利贞”以”四德”解释。而后来的《易传·文言》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虽然《易传·文言》面对的是今本《周易》做出的学术，不过无论是春秋《周易》文本，或是今本《周易》，除格式不同外，而文辞内容是一样的。
2、《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春秋后期，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