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由乎人之情也。
后之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为大利，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祖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遂利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
古者天下之人，爱载之君，比之如仪，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下之空名，禁人之窥司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道源于小儒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篇大约九百字，而《原君》里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核心政治命题，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思想的翻板。把君分为三代之君与后之君、崇尚的是三代之君，而否定的是后之君，其目的是让后之君学三代之君。黄并不反对君制，而是反对的是私君，即把天下当作私人的君主制。黄也不是无君论的思想。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与孟子的“君轻民贵”的思想是一脉相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君主制里的民本论。但“民本”不是“民主”，“民本”是让君看待民，如父、如天。只是让“君”以天下为公，不为利。让君主行仁德，即“内圣外王”的那套儒家民本政治学说。
实际批评君权专制是先秦儒家的传统，反对君权独断是明未清初儒者的共同认识。黄宗羲的“君”罪论，其实是儒家传统道德政治学说的继承。他揭露君之害，确实达到一种认识高度，但如何避免“君之害”呢？可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并不是民主制，已然是君主制，只是君主制里彰显民本思想而已。可民本思想是根本无法约束“君之害”的发生。
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说：“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这是让做臣的如何去做，这实际是空话。在论述“宰相”与“学校”是赋予宰相的权力，但决不同与西方内阁制的君主立宪设想。而对“学校”的论述也不同与西方的议会制的政治学说。《明夷待访录》里的思想离“民主制”还差的很远、很远。后人对他在《原君》篇里“君之害”揭露的称赞，实乃黄宗羲也不过是向往的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而已。不去换醒民众，不去启蒙主体者觉醒，是离“民主”的梦想还相当的遥远。
当然，明未时期已是“西学东渐”，思想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是可能的，明未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等反对君权独断思想，启蒙了新儒学，新儒学的政治核心是由“内圣”希望开出“新外王”。
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
黄的《易学象数论》一书，虽不涉及对《周易》的注释，也不传对《周易》的论述。从书名来看，是”易学”的学术研究。当然在”易学”上的象数考辩，自然又涉及到《易经》(《周易》与《易传》)内容。
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中对象数学的考辨，即易学象数之研究。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附所著《原象》为内篇,全部是关于象的论述;后三卷论《太玄》、《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经世》等。尤其是外编三卷的数论，更不与《易经》有关。
此书多是以易图式表示及论之。满满的各种易图,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
《易学象述论》的第一卷便进行了易图学中河洛之说的考辨。
如开卷，即”易学象数论卷一·图书一”是两幅图画，一是龙马出河负”河图”画;一是神龟出河负”洛书”画。一看到这两幅画，能不让人感觉神秘无比吗！这图后则是论述。
“欧阳子言《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义》家传户诵。今有见欧阳子之言者，且以欧阳子为怪妄矣。然欧阳子言其怪妄，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宋潜溪则信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洪范》本文为《洛书》，皆碍经文而为之变说也。是故欧阳子既黜《图》、《书》，不得不并《系辞》而疑其伪。不伪《系辞》，则”河出《图》，洛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