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分不开的，有了政治上的竞争，才会有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有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才会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
在战国时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的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之外，没有记录用《周易》筮卜的例子了。对《周易》一书恢复其本来义理之书籍性质，是战国从两个方面的成绩，一是文化精英对巫术筮卜的排击；二是文化精英对《周易》一书思想要旨的正确领会，才能够出现如庄子的那种认识，把《易》列入“六经”之一，也才有荀子的“善易”者不占的说法，也才有战国时期的“易学”(即《周易》学，不同于帝制时期的“易学”，那是《易经》之学，因《易经》包括了《周易》与《易传》)成就。
战国时期主要的论《易》（即《周易》）文章出现“易学”的专论里，就是后来说的“十翼”（或叫（易传））里的一些文章，即属于战国时期的一些“易学”文章了。
战国时期有名有姓可考的荀子也曾说过“善《易》者不占”(因为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些《易传》可以说是无名氏之作)。荀子的“善易者不占”是出自《荀子·大略》：“善诗者不说，善易者不占，善礼者不相。”这句话的白话文应是“善于研治《诗》的人不作解说，善于研治《易》的人不占卜。善于研治《礼》的人不辅助行礼。”
荀子认为的《周易》，若完善或完整的领会其精神实质，就不会去占卜了。显然荀子眼里的《周易》并不是讲筮卜的筮卜书，是义理之书。只有那些没能够领会其实质内涵的人才把《周易》当成筮卜之书看待，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说法了。
虽然《大略》篇被研究者认为是荀子弟子所记，但不失为荀子的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王学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一书在对自然观上的认识是理性的，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无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贰，则不能祸。”
这是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天人相分”的理念。但《荀子》一书不为后封建社会里承认为儒家经典列为“经”书，而是排除在外。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者的专政下需要的是愚民意识，自然像《荀子》之学能够开民智的东西是不能被专制家天下所承认的。
而先秦时期在对《周易》一书的再认识过程，一面对巫术神学迷信进行排击，不能不承认，先秦时期如孔子，孙武，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进行过一场“祛魅”过程，但他们一面排击巫术筮卜，可另一面所向往的是王权专制，待到真的大一统家天下之治实现后，也标置着“祛魅”过终的终结，而神秘主义与专制思想学说铺天盖地而来，这也许使先秦那些文化精英无法想象，也始料不及迎来的是一个帝王专制时代，并且又是如此的漫长。
战国荀子的“善《易》者不占”，即彰显了《周易》的义理，又排击了筮卜。这是一个方面的对《周易》的论述，而另一方面在荀子之前的庄子不但把《易》归位六经之一，同时又认为“《易》以道阴阳”的书籍。这可是继孔子（帛书要文里的说法）说法的不同。《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份。”
在战国时期应是阴阳学说兴起的时期，《庄子》一书里已有不少对阴阳的表述。那么《庄子》里解释“《易》以道阴阳”。也就不觉奇怪了，庄子能把《易》列为六经之一，那么认为“《易》以道阴阳”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也与战国时期的“易学”里用阴阳学说解释与论述《周易》并不矛盾，是与时代的背景相一致。
《庄子》里的“《易》以道阴阳”，应是指《周易》一书的主旨而言。把《周易》一书理解成是阴阳思想学说的书。这里的“道”应是指规律，思想讲。
自战国阴阳学说兴起，“阴阳”成为东方哲学上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与范畴。并且是极富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哲学范畴。把“阴阳”看成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元素了。
《庄子》里把《周易》说成是“以道阴阳”，正是符合战国后期文化思潮之背景。《庄子》里说的《易》以道阴阳这是继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说法后，又出现的一种认识。认为《周易》是讲阴阳变化规律的书。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到今天。
无论孔子说的《周易》有思辨能使人智慧的书，还是庄子说的《周易》是阴阳变化之道的书。但都认为《周易》是一部理论书。庄子也没有说“《易》以道筮卜”，并没有把《周易》看成是一部讲占筮的书。到战国时期已把《周易》定性为讲“阴阳之道”的书了。《系辞传》里终于把“阴阳”上升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高度。这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论《易》（指《周易》）的说法也在发展。这正是古代“易学”发展史上的特色。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引申发挥与曲解附会相伴的学术史。
《庄子》里的“《易》以道阴阳”是以战国时代的说法来认识《周易》。但毕竟不是从筮卜上去认识《周易》，只是把《周易》赋予了